——醴陵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师生举行红军长征80周年暨耿飚将军诞辰107周年纪念活动

　　值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耿飚将军诞辰107周年之际，8月28日，株洲市醴陵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组织师生代表来到耿飚将军的故居(耿传公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并向耿飚将军的铜像敬礼、献花，瞻仰将军事迹，缅怀将军风采。

　　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参观了耿飚将军故居(耿传公祠)，耿飚将军1909年8月28日在耿传公祠出生，并与家人在此寄居长达十二年。这里是他童年时期生活、学习和劳动的重要场所。故居设有四个陈列室，即《将军外交家的风采——耿飚生平业绩展》、《耿飚故居复原陈列》、《耿传公祠文化陈列》、《留住乡村的记忆——醴陵农耕实物展》，陈列着图片、遗物、文献等，展示了耿飚将军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参观的同时，孩子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应学习耿飚将军的大无畏精神，不惧艰难险阻，做好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醴陵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原名醴陵榬木岭中学，该校一直以来秉承耿飚将军的高尚品格，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以红色文化引领学校的发展，并获得“将军外交官”红军学校的荣誉称号。

　　

 

　　

 

　　

 

　　将军外交官耿飚的传奇人生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呼吁解放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他在我党我军中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将军。

　　

耿飚将军老照片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周恩来有多细致：亲自教耿飚系鞋带

　　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转行成为驻外大使的将军们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门大栅欄的新华饭店，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说：“他们都是老粗，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一下子让他们脱了军装，突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这个一看一会儿要穿高跟鞋，一会儿要使用刀叉了，吃饭什么这个那个礼节，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耿莹说：“总理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各国大使作报告时，由毛岸英当翻译。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讲课。学者、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同时还找了国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甚至是外国友人来教他们吃饭拿刀叉，穿旗袍怎样穿，头发怎么烫，烫什么款式。我记得父亲要穿什么三接头的皮鞋，不会系鞋带，都是周总理亲自教我父亲。”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总理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得到了提高。

　　“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将军老照片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刻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和联合国各机构一切活动的权利。同时，中央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首席代表，着手组建中国参加联大的代表团，任命耿飚为驻联大的军事代表，但因美国极力阻挠，新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耿飚又被任命驻瑞典王国大使，成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作为新中国派到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耿飚在兴奋之余又有些莫名的忐忑，而他的妻子赵兰香当年是甘肃庆阳第一个独自骑马出远门的女子，这一次就走得更远了，一直走出了国门。

　　1950年7月，耿飚和夫人赵兰香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到达莫斯科后与瑞典外交部联系时，才知道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经休假去了，耿飚和夫人不得不在莫斯科停留了近两个月，在八月底，接到瑞典外交部可以可以赴瑞的消息，耿飚再次启程，乘坐国际海轮，整整航行了七天，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9月19日，耿飚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派了一辆王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接耿飚进宫，在王储代国王结果耿飚递交的国书后，还没等耿飚致辞，国王就客气地请他坐下交谈，耿飚在怀仁堂认真学习准备的递交国书的礼仪也没有完全用上。

　　随行的一位武官，一边走一边发抖。

　　耿飚说：“你还怕什么?”

　　武官说：“我不害怕。”

　　“你不怕干嘛?”

　　“我紧张。”

　　“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递交国书。”

　　“不是我紧张，就是发抖。”

　　这位武官很佩服耿飚那样，沉着冷静，没有任何紧张的现象，特别是当突然改变接待规程的时候，颂词不颂了，坐下来交谈，这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他轻松自如地应付下来了，成功地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军事集团，成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瑞典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改变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看法，成了耿飚的中心工作。

　　跻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国将军大使耿飚，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论：“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出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他们代表着一个古老而甫告诞生的社会主义大国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豪迈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并以一种全新的外交风范展现于世人面前。”

　　1950年10月1日，中国驻瑞使馆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赴任还不到两个月的耿飚大使穿梭于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之间，身旁的赵兰香身着一袭传统丝绸旗袍，令众多宾客眼前一亮。

　　耿莹说：“席间，瑞典王国有一个司令听说父亲也是将军，便说：‘听说你也是将军?’父亲说：‘是’。他特别奇怪，他看看父亲，瘦瘦的，当然很高，又说：‘你带过多少部队?父亲从来没想多这个问题，他想在第十九兵团、杨罗耿兵团的时候，带过多少部队打过仗，大概粗略地算了算，耿飚笑笑说：‘至少总得有几十万吧!’结果好，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听后肃然起敬，向耿飚‘啪’地一个敬礼，说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瑞典王国全国的军队还要多。”，父亲也赶紧站起来给他还了一个军礼。：“我的那个兵，也就10多万人吧。”这时，旁边的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飚碰杯，称赞他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耿飚就这样凭借着将军的风度和大使的谋略巧妙地回应，他说：“比起我们伟大的国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我愿意做一架两国之间发展友谊的桥梁……”招待会后，当地报纸纷纷撰文：“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位来自新中国的大使，自己开著车出现在大街小巷，于是就成了瑞典外交界和新闻舆论的话题：“掌握方向盘的大使”，还上了瑞典的多家报纸。

　　解放战争中，耿飚就学会了自己开车。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他曾经把车开翻了，罗瑞卿、杨得志统统翻到沟里去了。

　　罗瑞卿说：“耿飚，你的车开得不错呀!但我这是坐最后一次啊!”

　　杨得志看看没有受伤，就说“没事，没事……”

　　耿飚他曾经把一辆有故障的车，自己捣腾了几下，还是只有前驱动，但他硬是从石家庄开到了天津。耿飚自己开车，不仅给新中国的大使在西方亮相加分，还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交办的秘密任务。

　　打破美国策动对中国的弧形军事包围圈

　　

耿飚将军老照片

 

　　新中国除了朝鲜战场和美国较量，一直从未间断的就是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1953年，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周恩来总理指示耿飚找哈马舍尔德面谈，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

　　蔡华同说：“哈马舍尔德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与中国也是比较友好的，但是他也害怕，当时联合国在美国控制下，他这个秘书长在大事上还是做不了主，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我们与他联系他也有些害怕，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与耿飚接触。”

　　虽然说耿飚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错，但为了避开媒体的注意，避免美国人的不满，耿飚选择了斯德哥尔摩市一个偏僻的小图书馆进行了秘密会谈。耿飚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向哈马舍尔德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哈马舍尔德表示会在工作范围内给以帮助。虽然在美国的操纵和激励阻扰下，新中国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没有成功，但耿飚与哈马舍尔德的交谈，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蔡华同说：“哈马舍尔德后来对耿飚说：‘虽然新中国争取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没有成功，以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空缺，我不会再用台湾国民党的人，一定用任用新中国的人员。他的这个表态确实很好，这些为以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条件，打下了基础。’”

　　1954年开始，美国策动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了两条链条，通过巴基斯坦连接起来，在新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无形的军事包围圈，通过耿飚的外交努力，很有成效。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扬和尊敬，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终于打破了美国策动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的中心点。

　　1956年初，当了五年新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的耿飚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得知耿飚离任消息的瑞典王国外交大臣安顿，为耿飚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安顿对耿飚说：“这五年，中国的外交是正确的，现在可以步入快车道了!”

　　毛泽东独召耿飚授机密

　　

耿飚将军老照片

 

　　耿飚到巴基斯坦当大使不到半年，回国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完了以后，毛泽东单独召见。毛泽东给耿飚作了一次谈话。

　　耿飚的秘书孔祥琇回忆说：“主席问他：‘你在国外知不知道国内的事，你对形势怎样看?’耿飚就按照正面回答：‘我们实际上被人家包围了，现在我们进出中国，只有一个南大门，只有一个通道，就是香港。’毛泽东说：‘单靠香港不行，只有香港南大门不行，我们还要打开西大门，西大门就是指巴基斯坦。你去的任务就是要打开西大门。’”

　　新中国的对外交通，除到东欧、北欧可以取道香港到苏联外，去东南亚国家也要取道香港，去西欧和非洲还是要绕道香港，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耿飚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设想要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之间的公路交通。

　　耿焱说：“父亲研究了局势，提出我们建一条战备公路，从新疆喀喇昆仑公路通到巴基斯坦，在一直通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出海口，我们就保持了一个出海口。”耿莹说：“父亲写了这个报告，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看后送给主席，主席只看了报告的标题，就说‘同意，坚决要搞。’”

　　耿飚提出建立一条中巴航线，开通中巴两国公路的建议，得到了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的赞赏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

　　蔡华同说：“巴基斯坦从总统到政府，都同意了，都觉得很好，并着手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但巴基斯坦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不是国家领导已同意就完全行得通，还要疏通国内的各方面。再说巴基斯坦与中国连接的公路是高山大川，陡峭崎岖的山区，还有风俗习惯各异的少数民族，解决这个问题，巴基斯坦国内就用了六年，到第八年开建，一建又建了十二年。”

　　中缅谈判耿飚招数的内幕

　　

耿飚将军老照片

 

　　1958年10月，在外交战线干了近九年的耿飚，想换换环境，希望能回到部队工作，于是给刚刚上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调换工作的请求。看了电报的陈毅大发脾气，回电说，你辞职的说法是不对的，我刚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得悉此事的周恩来总理也给耿飚发电报，让耿飚留下，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第二年10月，耿飚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耿焱说：“他在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几个国家的边界谈判，他非常辛苦。在北京谈了一些原则之后，一定要就地划界，划定当时立碑，一定要谈判小组亲自去双方认可，立了碑才算划界确定。所以在每一个边界，几乎都有他踏过的足迹。当时的所有的边界，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认定，一个一个地立好界碑，一个一个地编好号，才算最后划定。”

　　耿莹说：“我爸有随手记笔记的习惯，随时都带着一个小本子，写上这个号是什么地方，纬度是多少，是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定的，后来他把笔记给李四光，所以李四光说，虽然我是地质部长，但是耿老提供了很多咱们边界线上很多地质资料。他在划定边界的时候，有许多重要或是难划定的边界，总是征求李四光的意见，问这个边界划定在这里合不合适。主席有一次对父亲说：‘小老乡，你的知识够渊博的啊!’他说‘主席见笑了，我可没有你渊博啊!’主席又说：‘听说你动脑筋动到李四光头上去了，这动得对，应该这样做，每个大使在外面都这样做，那我们新中国的建设就会更快。’”

　　在外交部，耿飚主管南亚个东南亚的外交业务，负责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四国签订边界条约及协定工作。

　　耿焱说：这次谈判都牵涉到我们的军事，我们的战略想法，边界上的军事地形，军事部署位置，矿产的划分。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利益，那些放到我这边更有利，他要从军事上、经济利益上考虑。有时候，常常很晚了来一个电话，就赶紧出去了，时常晚上出去，已经是很正常了。在谈判的时候，往往规律就是，白天谈判，晚上给自己的国家汇报，出了有分歧的问题，马上又召集继续协商。他就这样连续谈了几个国家，划定了争议边界的归属。

　　孔祥琇说：再一次谈判之后，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突然找耿飚，请求要把那会议纪要拿回去重新改，耿飚说不能改了，已经交给周总理了。这位大使急了，那我就去给周总理下跪，承认我的说法错了，也要要回来重新改，那可是几千只羊群牧场的通道。他也是代表他的国家，代表国家寸土必争。耿飚再三看了会议纪要，他说的标示没有什么问题，根本没有错。最后中巴边界条约那一段描述也没有什么问题，大使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后来这位大使说，现在美国人说我已经投降了共产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间谍，我不能留下这个口是呀。

　　在与四国的谈判过程中，由于中缅边境与中巴、中阿、中尼边界长，而且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中缅边界谈判耗时比较长。

　　1960年，为谋求合理解决中缅边界历史遗留问题，周恩来决定去缅甸参加泼水节，正在中缅边界考察的耿飚，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要求耿飚在周总理去缅甸之前，把中缅边界定下来。要说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耿飚自己有详细的考察资料，连每一个界碑在什么地方，经纬度是多少，都一清二楚，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六个方面，七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报给中央。这个报告，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困难，国际惯例。民族之间的情绪等等，统统考虑到了，中央觉得十分可行，中缅谈判，缅甸政府不仅没有阻力，还感到十分满意，并授予耿飚缅甸一级荣誉勋章、绶带。中缅边界化解跳跃顺利签订，一个长治久安的中缅边界形成了。

　　留守“抗日大本营”

　　“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莹说。

　　之前，毛泽东还与耿飚有过一段对话。“主席说话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亲小老乡，湖南人嘛。”耿莹说。

　　毛泽东说：“小老乡，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飚说：“报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泽东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说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莹解释说：“主席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很难捉摸。我们湖南是管婴儿叫毛毛。我父亲想了想，他说报告主席，你是不是让我建立根据地，到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对头，小老乡就是小老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耿飚带领部队在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庆阳城很小，没多少户人家，战士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挖了119孔窑洞，作为战士们的住地。这些窑洞至今保留着。”耿莹说。

　　当年对于开辟根据地的部队来说，最棘手的还不是吃住，而是深山丛林里出没的猛兽。

　　耿飚便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在这些猎物中，最难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个主意：把手榴弹塞进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曾经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品尝。耿飚本人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回忆：看到老虎，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

　　“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没有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图为耿飚在两栖登陆舰“塔拉瓦”号上参观设备。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没滚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耿飚将军老照片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说，“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军委领导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

　　“1981年6月，耿飚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耿飚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将军老照片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

　　“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耿飚将军老照片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给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

　　2000年6月23日，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耿飙，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