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溯书房之源享阅读之乐

发布时间：

2020-04-23 10:32

　　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之乐乐无穷。4月23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读书日，愿与书友共溯书房之源，共享阅读之乐。

　　“书房者，乃读书纳识养心、汇友集智聚力、修身齐家治世之所也。”(出自四库书房创办人刘鹤然作《四库书房记》)书房古称“书斋”，因“古人藏书辟蠹用芸”(出自《梦溪笔谈》)，也有“芸窗”、“芸馆”之称。对于历代读书人来说，书房是最重要的学习、生活、思考、成长的空间，不但为其提供了一个读书藏书、修身养性之所，还寄托了他们弘毅致远、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并助力梦想成真。

　　早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在众多“对手”中脱颖而出，积极择地讲学，白天这里是讲学的课堂，晚上在此读书学习。若溯源，这个多功能的地方应该就是书房的雏形了。

　　西汉，司马迁身受大辱，满怀孤愤，在家中独辟一处，读书、整理文献，写出了鸿篇巨著《史记》，而其写作的场所应就是通常意义的书房;东汉，文学家张衡曾描述自己于书房得“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之乐。可见，汉代，于固定建筑内的书房已然兴起，于此挥毫泼墨、著书立说的功能逐渐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繁，虽然是政治的乱世，但却是文化的盛世，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据考，在南北朝就出现了“文房”一词，意为官府掌管文书之处。期间涌现了三国文化、魏晋之风、儒释道文化等诸多文化现象;生于此时代的诸葛亮、嵇康、陶渊明、王羲之等因其思想、诗文、书法等非凡造诣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文化的日益兴盛、文人群体的涌现为读书人撰书立言及沟通交流的场地——书房的逐渐发展提供了基础，可谓乱世之中出现的奇异文化之美。

　　唐代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文房”已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名词，唐代大诗人元稹在《酬乐天东南行》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唐代著名诗僧皎然在《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云：“文房旷佳士，禅室阻清盼”。

　　迨及两宋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加之统治阶层重文抑武，大兴文化、教育事业，文人墨客在诗词、书法、绘画等领域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古书刊刻事业颇为兴盛，因此，为书房主人购藏书画及在书房储备经典提供了便利条件。宋初，还出现谱录“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表明当时文房用具已在社会上倍受青睐，该书之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近日以宋朝为背景的历史剧《清平乐》大热，制作方在剧中铺设了宋人生活的各个场景，其中不乏以书房为背景的人物活动场面，如宋仁宗在书房挥毫习字、阅读典籍等。

　　到元代，民族融合和对外交往频繁，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篆刻艺术在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印章的内涵经历了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深刻变革。文人自己篆刻的书房印和书房结合在一起，既丰富了书房的内涵，成为书房必不可少的雅器，同时也成为书房发展日渐成熟的标志之一。

　　明清时期，传统书房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并形成了完整的书房文化体系。

　　其时统治阶级对于古籍的整理和编纂非常重视，两朝皇帝分别下令编修《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皇家内府藏书“天禄琳琅”收集了历代珍籍善本置于乾隆皇帝的书房，从宫廷到民间，藏书风气盛行;书法与绘画也得到极大发展。随之，书房地位和格局不断完善，最终成型。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编纂的我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中对书房有了具体的要求：“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内构斋馆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作者巧妙地将书房艺术和园林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明清时期的书房家具也以各自明晰的特点流传甚广，至今仍深受当代人的喜爱。

　　《四库全书》总编纂官、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书房，2009年增挂由文达公后代纪清远先生书写的匾额“四库书房”

　　在当代，四库书房的面世令书房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四库书房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古籍专项基金的公益品牌项目，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宗旨，它不仅是书房主人读书的地方，是邀约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修身养性、洗涤心灵的世外桃源，在此，更是可“博览古今而传道海内，纵观宇宙而包容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