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为保护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传承华夏文明，唤醒国民的历史和时代责任，发掘并传承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2018年7月，基金会向甘肃省庆城县乡贤文化研究会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庆城县乡贤文化研究会文化小组开展的历史文化与调研保护盐马古道遗址。

庆城盐路古道研究

一、盐在中国古代经济、政治等方面意义重大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盐的自然储量大，开采、贮存和运输都很容易，理论上成本极其低廉，而且虽然每个人都需要，但也需求量极其有限。

　　对人来说，食盐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技术上或经济上来说，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可怕的是垄断。任何东西一旦被垄断，社会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疼痛感。为了缓解这种疼痛感，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就会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在帝国的食盐财政体制下，本是生活必需品的盐一直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无盐淡食”之事屡见不鲜。在北方许多地区，穷人们常常从盐碱地里拾取苦涩的盐碱食用，即使这个辛酸的举动也招致官府严厉的打击，借口竟然是食用盐碱有害健康。那么古代的盐到底有多贵，不妨以嘉庆时期为例：当时汉口盐价是每斤四十多个钱，一年人均五斤盐，共需二百多个钱，一个粮船水手的工钱是一两二钱，合一千二百钱，仅吃盐的开支占其工钱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时候和有些地区盐价奇高，吃盐的开支甚至会占到收入的小一半。如果考虑到养家糊口，盐价之高几乎足以使底层民众破产，“农民粜终岁之粮，不足食盐之价”。在高不可攀的盐价面前，穷人只好少吃盐甚至不吃盐，或者买私盐。与官盐相比，私盐的价格就低多了。

　　因为盐是由国家掌握的少数可打破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经济产品之一，因此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似乎存在无处不在的“盐”的影子。比如有史学家认为黄帝与蚩尤大战的逐鹿之战，其经济原因就是为争夺河东池盐，强大的西周王朝有效地控制了今河北、山东和江淮地区，获取这些地区包括海盐在内的“邦国之贡”和“万民之贡”。齐桓公纳听从管仲的建议，开“山泽之禁”，官府直接介入食盐的生产和运销环节，实行盐专卖，并通过向不产盐的诸侯国出售食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左右诸侯国之目的，齐国迅速强大，成为春秋时期称霸中原的首霸。西汉时，吴王刘濞直接控制海盐等资源，“煮海铸钱”，富可敌国，最终导致吴王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汉武帝想征服匈奴增强国力，开始设盐官，禁山海，实行盐业专卖，官府专门配给生产工具“牢盆”（关于牢盆有几种解释），古代的盐官制度也从此开始。此后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各朝都有一部围绕盐演绎的历史故事。

　　庆阳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岐伯故里、周祖圣地，在唐、宋、明等朝也是人才辈出，除了地理因素外有没有其更为深层次的经济因素?在此次探寻庆阳盐路古道中，在一些难得的资料中已有部分答案，但仍需要花更大气力详细研究。

二、今定边、盐池等县的花马池、盐池等为西北主要盐产地

　　定边县境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均为风沙区，有大小湖泊18个，面积2.9万亩，其中有11个为盐湖，以花马池最大。这些湖池水质苦咸，属氯化物硫酸盐类镁铀型极硬水，富产食盐。诸盐池以花马池产盐量大质优，素以粒大、色青、味醇而久负盛名。花马池，俗称大池，为陕西省内池盐最大产地，年产盐4万吨。在陕西省定边县城西北12公里处，面积4500亩，水深0.1米，水面晶莹如镜，全池白茫茫一片，为盐池。

三、花马池等盐业主产地可能在唐代、肯定在明朝归庆阳府安化县管理

　　据明嘉靖《庆阳府志》庆阳府词条下记载：花马池：在府城北五百里，周围四十五里。与马糟、渤罗、滥泥、锅底等池相近，在长城外，古谓戎盐池，即其地也。盐池：在府北五百里，有池二，大盐池周围八十里，小盐池周围二十七里，俱产盐。

　　嘉靖府志中所记花马池在今定边县西北12公里。嘉靖府志中所记盐池应包括今陕北盐池与定边相关地区。庆阳在清康熙四年前归陕西，但花马池等食盐主产地到底在明朝是不是属于庆阳管辖尚有争议，连庆阳最早的县志（张精义著）的疆域、形胜、山记之后按语中写道：今县治辖境极边，迂道三百二十里，是四百里已非我有。又载盐池、红柳池、花马池皆为县有。今考其地，皆在县治五百里外，属定边、盐池等县或昔而言。今觉不伦，故并删之。笔者对此进行详细考证。在府志中查到如下内容：批验盐引所：所旧名灵州批验盐引所与灵州盐课司，俱皆庆阳府管辖。成化二十三年，奏准庆阳府，每岁设佐贰官一员，监夫商民等盐  、奏准于庆阳府添设通判一员，监理盐课及将清平堡批验所仍改庆阳府。灵州即今宁夏灵武，地在今盐池、定边之北，明朝至少在正德、嘉靖时期，从官属管理等各项事物明确庆阳府对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确属庆阳。正德十年因裁革兵道批验所，移置甜水堡，盐法管带宁夏兵粮道，巡司裁废，改盐法于分守道。由分守道兼理灵州盐务。分守道全称为河西分守道，分守延庆二府，旧因环庆兵备道驻扎庆阳，栗永禄为嘉庆后监理灵州盐务第一人。

　　灵州盐池虽距庆阳城五百里之外，但庆阳城由于地形北面经过环县往北为草原民族统治区域，环县北的萧关古为著名关中四关之一，庆阳是古代关中地区北方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缓冲带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分析现存资料来看，不只明朝时期，灵州盐池明确有一段时期归属庆阳，甚至在唐朝各种史料显示灵州盐池也与庆阳有非同寻常的关系。有资料显示，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李亨逃到灵武称帝、驻跸彭原，就是因为庆阳有以盐利为基础的雄厚经济实力，唐玄宗的长子庆王李琮是灵州盐池的实际控制者。

四、庆阳府及驻地在庆阳的兵备分守河西道对灵州盐务的有效管理

　　在明代政府为防范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在陕北屯兵24万人，因“城镇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在朝廷从全国各省调运粮草不及时，拨款在当地征购，也无粮可买。于是朝廷针对产粮丰盈的陕西量身定制了“食盐开中”的政策，就是以陕北巨大的食盐为利源，刺激陕西关中商民将所产粮食贩到边关，换取食盐。朝廷不允许商民在产盐地用货币直接买卖，而是将粮食先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产盐地（灵州）购盐。朝廷通过发放“盐引”这一中间环节，不但解决了边防屯兵缺粮的问题，而且从中获取巨额暴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税来源。最初负责发放盐引的批验所设在产盐地附近的灵州与萌城，在经过各州府治所时“执引目赴府，验过付行”。由于盐引所放在盐池附近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将低劣产品冒冲官盐，而将质量好的官盐在外贩售牟取暴利。于是在弘治十八年，由总制尚书秦公绂上奏将盐引所迁到距灵州盐池五百里外的庆阳府，听环庆兵备提督。从此朝廷所课盐税增加十倍之多。是有明一朝盐务管理最好的时期。

五、庆城是盐马古道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与管理中心

　　庆阳虽距灵州盐池五百里之遥，但历史上无论唐宋还是明清灵州及延安等地都处在中原文明核心区关外，常与游牧民放发生征战，唐宋时期经营状况鲜有文字记载，仅从明朝《延绥镇制》、《庆阳府志》等资料考证，在和平年代灵州周边持盐引购盐与蒙古诸部进行盐马、茶盐互市的红山市、神木市、莆川市等盛况空前。但处在关内（古代萧关、潼关、武关、大散关内称为关中）的庆阳府治所在地庆城，不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商名贾洽谈商贸的汇聚之地，而且是两路重要盐路黑城、乾沟盐路所经第一个府治治所，按朝明朝食盐交易，必须在产盐地所过第一个州府卸载持引目验过付行。由于庆城也是兵备分守河西道治所且负兼理灵州盐务之责，因此明朝廷通过发放盐引所获多达每年二万七百六十余两的银两就存放在庆阳、固原两大官库存放。因此在明朝庆阳也算是一座因盐而兴的城市，但其繁华程度由于现存史志资料的体例风格，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佐证数据。庆阳历史上长期虽属陕西属于关内但直接靠近萧关，是拱卫中原王朝的前沿，战争频繁，名臣武将常在此建功，汉朝庆阳还涌现出李息、傅介子、甘延寿等众多武将，直到明朝庆阳政局相对稳定，涌现了李梦阳、王纶、米万钟等众多文人名士，这些文化名流的出现一是庆阳具备了稳定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因盐而兴的经济及众多见多识广的商贾名流在庆阳的汇聚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庆阳在清朝康熙四年被划归甘肃，而灵州产盐地仍留陕西，无论属地还是兵备兼理灵州与庆阳再无隶属。晚于陕北灵州盐池的沿海海盐此时更加兴旺，清朝陕北盐路肯定没有唐宋元明时期繁盛是肯定的。即便如此在慈云寺发现的一块铭碑上记载在嘉庆时期一座小小庆阳城就有多达十多户当铺，其中一户生意做的很大发行有银票。

六、庆城盐马古道线路

　　庆阳在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都有盐务活动，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唐宋等朝盐路已无从考证。现仅有明、清末民初时期为数不多的盐路信息。

　　1、明朝庆城盐路

　　①黑城、乾沟盐路:在明嘉靖《庆阳府志》中《批验盐引所》条目下记载“令黑城、乾沟二路盐车，俱抵庆阳市卸载”。黑城位于今固原市原州区，按地形分析此盐路应为从灵州进萧关从环县经西川到庆城从西塬经葛崾岘从太白梁过彭阳县进入固原。乾沟，查县志乾沟河“源出同川桥”，又有同川桥“源出百步寺，东南流至同川沟入东河”。百步寺现在三十铺曹塬通东川到华池一路。应是这一路经东川经华池进入建州产盐地的重要中转站。

　　②在考察中从90多岁受访者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即在古代由于环江水量比较大，进入萧关至少从环县到庆城可能有水路，舟船载运。但经综合分析，即使有水路存在，也不可能用于运盐贩运。应为官府将发放盐引换购粮草从庆阳运送到兵营的途径之一。庆阳西河在古代到底能不能行船？按气候及河流水线研究分析，庆阳东西二河尤其西河在古代水位普遍较高，在庆阳县府志中多次提到大水冲毁城门的情形，这种水量在近现代，由于气候干旱，就是暴发洪水也很少有没过河床的情形，更不要说冲毁城门的事情。那么现在东西二河不见片帆，在古代有没有行船、航运的记载？经查县志《庆阳府城》中记有：“东西河渡口，位于庆城县城东西，是清代奉元至灵州和庆城至华池两条驿道通过环江和东河的渡口，清光绪十中年（1888年），东西渡口各设一船，摆渡过往行旅”，直至1954年第一座西河大桥建成”。这条记载不但证实在东西河上有船，而且更进一步证明东西二河水位确实比现在要高许多。但这些并不能直接证实清朝前期及明朝之前就有横行于西河环县到庆城的船舶用于运货。现在只停留在寻访人他爷爷的爷爷的这个传说。

　　③庆阳府志中所记庆城境内贩卖私盐的私盐道路。明朝弘治年间在驿马设置驿马关巡检司，“以断下马汀沟、萧家沟、关泉沟、龙泉铺各通私盐道路”。根据走访情况得知，在民间贫困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官盐，只能吃尚未完全化成味极苦的“浪盐”。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庆阳本地人就以遍及各村各寨的堡子、城池为中心，选择极为难走的小路贩卖私盐。这些贩卖私盐的小故事是恢弘的陕甘盐路留给老百姓的深深记忆。从现在仍健在的亲历者口中寻访到的也多是有关私盐方面的记忆。

　　2、清末民国初年盐路

　　总体与明朝盐路相同也为两条主要盐路，但通各乡镇、村组的分路非常多，目前正在区分官盐路与私盐路。

七、庆城长生桥盐马古道货运码头

　　据史料记载，庆阳城（庆城）为盐马古道重要的金融与货物交流中心。但至少在明朝仍在使用的食盐、粮食等大批物资集散地在那里？是笔者一行重点关注点之一。在探寻之前，首先做了大量的分析与筛选。比如，做为大型货物集散地，肯定位于郊区，不能在城内，大型货场距离城门要近等因素。

　　无独有偶，正在我们耗尽数月时间毫无斩获失落之时，有村民报告说，他们村有一古石桥，桥上铭有铭文。

　　经实地考证、测量。此桥为位于庆城西环路栖凤山与圣母山（山上有三才娘娘庙）两山之间沟壑中溪水上的过水桥。桥宽八米，长约20米，残桥墩面仍清晰留有雕刻的“长生桥”桥铭。骨力苍劲、字势轩昂是难得的书法精品。字后有“嘉庆十二年二月重建”、“张**敬题”题款。此桥比现有西环路高出1米多，进一步证实庆城西河水位远比现在水位高的推断。笔者会同兰大等高校研究者按照长生桥的方位继续探寻，发现二处至少明以前的古道文化层。长生桥南的栖凤山是周祖传说中凤凰化为城池之前休栖之地，而栖凤山山神庙就建在长生桥附近的山麓。长生桥北面的山上又是庆城香火最为旺盛的三才圣母娘娘庙。长生桥对面就是庆城西门，历史上就有知名的庆城西市。通过西门以前就建有一桥，过桥到长生桥这一段为庆城周边少有的河滩地。种种因素表明，长生桥对面的河滩地极有可能为庆城盐马物资交流集散地。此后，通过走访当地老年人，此处多次挖掘出土过货运马鞍等文物。对此，我们正在做进一步考察。

八、庆阳盐货交易市场及盐业商贾情形

　　1、唐朝时唐玄宗长子庆王李琮在庆阳经营的外亲窦氏以经营灵州盐业起家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商务。因唐朝庆王府设在庆城，因此庆城是唐朝西北包括盐务在内的经济中心之一。

　　2、在清末、民国时期庆城经营盐业的最大商户是复姓李家，据现在健在的曾从事驮盐的“脚户”回忆，复姓李家在庆城南街家院占地三处，在全城至少建有规模可观的盐店多处，并在庆城通往灵州盐池的商路各重要据点都开有盐店。庆城周边很多人都在复姓李家盐务产业县务。复姓李家经济势力雄厚，据受庆城今年82岁的牛兰英老人回忆她姐姐、姐夫就曾在复姓家做工，知道复姓李家有一儿子还在盐池做“师爷”。由此可见庆城复姓李家在整个陕北盐务方面具有相当影响力。

　　3、清末、民国时期庆城南街嘉会门内外、北十里坡集中开有大量的供驮盐、贩粮的“脚户”食宿的骆驼店。十五里铺李姓老人回忆，当时过往驮队络驿不绝，庆城贩盐的商户从东川出发使用骡马驮运，从西川贩运盐粮的全部是骆驼队，每一路驼队前后各有一人护送，大骆队骆驼多达三十多头，小的驼队有骆驼七、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