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南二环北边的南菜园街路东，有大观园的热闹，也有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清寂。一园一馆，仿如今世与往时的象征。古陶文明博物馆的展室不大，内里却地道是一个陶的世界，朴拙又浪漫。那一件件出自不同时期的彩陶，在灯光下，寂寞无语，但它们身上的纹饰，却绽放如花。
▲ 古陶文明博物馆应邀参加2023年“最中国·文博市集”。
作为以古陶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批非国有博物馆之一，古陶文明博物馆的藏品主要由新石器时代彩陶及周秦汉唐陶器、战国秦汉砖瓦、战国秦汉封泥四大系列构成。
站在21世纪的天空下，凝望三千年前、五千年前乃至七八千年前的彩陶，你分明看到了那来自远古的基因还在中国人身上显现。
上古先民发现了黏土的妙用，用水搅拌黏土后可以捏出任意形状。所以，“陶”字的金文，就是一个人弓着身体，在器皿里搅拌着和了水的黏土。后来，从金文到楷书，“陶”字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 画面取自央视《“字”从遇见你》。陶器，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的生产生活用具，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考古发现，中国人和泥烧造的历史有一万多年，是毋庸置疑的“陶器之国”。
历史上诞生的第一件能称得上器皿的东西，应该就是陶器。从偶然被发现，到将陶器用于汲水和存水，继而发展为炊食器——陶器推动了文明的进程。陶器的形制受到当时食用谷物习惯的制约，并影响了后来其他种类器皿的发展。陶器可谓所有饮食器的母亲。中国古代的文献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中，有很多与陶器的发明有关的材料，如“神农耕而做陶”、“燧人氏制陶”、“虞舜制陶”、“昆吾作陶”，等等。但实际上，中国发明陶器的时间比这些文献和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早很多。
▲ 想象复原的先民炊煮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被发明，并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炊食器。绘画／于继东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我国陆续发现了一批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土了古老的陶器遗存，如南方的江西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广西桂林附近的甑皮岩、庙岩、大岩和湖南道县的玉蟾岩等遗址，北方的重要发现主要集中在华北一带，如河北阳原于家沟、徐水南庄头与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
针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曾载文称，中国和以色列科研人员借助放射性碳测年法，测定出在中国湖南出土的一些古代陶器碎片已有大约1.4万年至2.1万年的历史，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陶器制品。▲ 这是一件新石器时期的人头形口彩陶瓶，用于盛水。不过有专家认为，它形似孕妇，应更多与古代巫术有关——将农作物储于瓶中，其意在将种子与人类的孕育相比拟，种子从而能获得神奇力量，播种后可获得丰产。摄影／赵广田该遗址在1993年发掘时出土了3块较大的陶片，1995年又发现了数量较多但保存状况较差的陶片，陶胎厚达2厘米。经室内修复拼合，从这些陶片中复原出了两件器物，均为烧煮食物的炊器——陶釜，形制为侈口、圆唇、斜弧壁、尖圜底，通体饰绳纹。其中较大的1件口径31厘米、高29厘米。
经过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14年代测定，这些陶片及其附着物的年代为距今1.2万~1.4万年之间。该遗址曾入选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在评价其发掘意义时指出，玉蟾岩的陶片是中国目前最原始的陶制品之一，其复原的釜形器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具有完整形态的陶器。
▲ 这件小口尖底、双耳大型红陶瓶，是仰韶文化常见的出土文物，一般认为是汲水之器，绳子穿过两耳放入水中时，瓶身会倾斜使其灌满水，然后可背或提携回家。后确认是装酒器不过，对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件陶器的产生，却有着诸多猜测。有人设想了这样的场景：在原始时代后期，人们已进入熟食阶段，尝试着先把食物放入用植物枝条编织成的用具中，然后置于火中烧烤。但他们很快发现，往往食品尚未烤熟，盛装食品的植物却早已化成灰烬，食物自然也落入熊熊烈焰或灰烬之中。辛苦劳作之后，本已闻见了来自炊火的缕缕飘香，正是饥肠辘辘时，却陡然发现冒着生命危险猎得的食物将融入熊熊烈焰，内心该是一种怎样的沮丧和悲凉！
在无数次的沮丧之后，有人尝试着用泥巴将植物编织品里外涂抹之后再置于火中烧炙。出乎意料的是：经过高温的泥巴变得坚硬细密，既保护了食物，又可反复使用，这一尝试，成就了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陶器诞生了。
▲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彩陶双连壶，1972年郑州市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两壶并列，双腹相连，相连处有一圆孔相通。这一想象是有依据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详细描绘19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作陶器技术，就是把泥涂在树枝做的筐里，晒干后用来盛装物品。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这个关于陶器产生的经典论述，为学界普遍认可。不过也有人猜测，先民熟食活动中的一种烹饪方式——炮食对陶器的发明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炮食，即直接将食物包裹在泥巴之中烧烤的方法。在火被人类认识和利用以后，这成为极为普遍的一种吃熟食方法。不论这个部落的农业是否发达甚至是有无农业，炮食都是这个部落重要的熟食手段。恰恰是这种方法，带给该部落成员以发明陶器的启迪。
▲ 这件附加堆纹陶鼎，高27.7厘米，口径29厘米，器口沿外侧、腹部及足外侧饰有附加堆纹，并在腹部一侧装饰有鸡冠形扳手。也许会有人要质疑，陶器的诞生是为了盛水。确实，泥土经过烧结变硬，且不易渗水，在没有发现它有传热功能之前，它的第一用途是盛水。但尽管只是盛水，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必太靠近河流居住，从而可以扩大活动的范围，增加觅食的机会。人们发现低洼的地方有泉水涌出，可以提供生活必需之水，从而能在广阔大地建立村落与都市，使人类文明进一步提高。所以有人说，陶器的使用是人类告别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
谷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陶器的诞生充满着偶然，那么陶器的演变过程却表现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与原始农业发展后大量涌现出的谷物性食材有关。
现代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产生制陶业的前提是原始农业的发展。仔细对比各区域文化遗址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新时器时代，凡是农业比较发达而人们的食物又以谷物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制陶业都很发达；反之，凡是农业经济不发达而渔猎和采集在人们饮食活动中作为获取食源的重要手段的新石器文化，制陶业都不发达。
▲ 谷物从根本上决定了最初出现的陶制炊器形态：作为细小的粒食，蒸和煮才能使其更加美味香甜，因而最初出现的陶制炊器都具备有蒸或煮的功能。
具体而言，在长江流域，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文化等，农业生产都相当发达，其制陶技术先进，工艺水平也都很高。分布于北方地区的新乐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富河文化遗址等，这些遗址中也有陶器出现，但数量很少，其制作技术落后，工艺粗糙，质地松软。有专家推测，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当低下，由于这些原始部落成员的食物以兽类、鱼类、软体动物和块根植物及果实为主，食用谷物却很少，因而对陶器的需求量较小。华夏先民最早栽培成功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稻。这种比较稳固的经济来源，造成了人类长久的定居，农人的聚落出现了，在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人口密度明显增加，这就必然带来建筑在农耕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有了粮食储备的人类，将过去要几乎全部耗费在寻觅猎物上的能量，投人到许多新的工作中——其中包括如何使粟和稻变成美食的摸索。
▲ 上古时期的复合烹饪器：夹砂红陶甗。上部形似深腹盆但无底，下部形似深腹鼎而束口，上下两部分中空相通，且均形体浑圆，三条扁凿状的长足外撇而立，顿显稳重之态。
将稻和粟等谷物和肉一起放在石板上烧烤，也曾经是人们尝试过的一种方法，不过效果很不好，烤熟的谷子既硬又难吃，而且靠火近的部分一般会被烧焦。所以尽管烧烤是一种方便而被长期使用的烹饪方法，但对于谷物而言，明显是不合适的。人们想到应当寻找新的烹饪方式，让平淡的谷物变为真正的美味。此前，人们也尝试过石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台湾的阿美人中还能看到。石烹法应该也曾应用于只被用来盛水的陶器，然而人们逐渐发现了陶器良好的导热性后，用陶器烹饪的时代就开始了。炊食用陶器也许正是在人们对新烹饪方式的寻找中发明出来的，早期陶器器类多为釜、罐等炊具，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制成的陶质炊具主要有釜、鼎、甑、鬲、甗、鬹、斝等，它们的功用主要是蒸煮，而不是烧烤。烹饪的对象不同了，烹法也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饮食器具也就随之发生改变。
▲ 黑陶甑，上为俯瞰图，下为平视图。它器高17.4 厘米，口径16.5厘米，如果将它与鬲或者鼎、釜相结合，就能成为另一种炊具——甗。比一体形的甗更为优越的是：下部的鬲能烧水煮汤，上部能蒸干饭，互不干扰，其分拆的结构还易于清洗。
总的来说，在新时期时代，由于谷物大行其道，催生了陶器，并带来了一种新的烹饪方式——陶烹。人类的火食自发端以后，在史前大体经过了烧烤、石烹两个阶段。烧烤没有采用中介传热物质，是直接将肉物放在火上烤熟。石烹的导热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固体的石块。发展到陶烹时，水成为主要的导热物质，蒸法又将水导热方式转换为气体导热方式，这些都为在文明时代的用油导热烹饪方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灶的革命
饮食对于陶器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事实上，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是影响器皿演变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以人们的使用习惯、方便程度做参照，器物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这些缺陷又推动了器物本身的发展。作为炊煮器的陶灶，就是如此。
《文物小讲》一书中有介绍古代的“灶”：人们最初是没有专用的烧食器具的，架锅烧火的灶是懂得在陶器外烧火煮食之后才有的设施，所以早期的灶是广义的，只是一个烧食的专用地点而已。先民一开始是架石于锅底，后改良为陶制的支脚，最后干脆一劳永逸，将支脚连接于器身，于是就成了鼎。
▲ 新石器时代的红陶扁凿足鼎，鼎身有条状花纹，底部为圆弧形，能增加受热面积。其扁凿足向外撇，呈现一定的弧度，极富美感。供图／文物出版社从陶鼎初创，到周代的七八千年间，中原地区一直保持以鼎炊煮的习惯。陶器做成圆形或者矩形更易规整，若要放置稳定，至少需要3个支脚，但支脚太多又不易做得平衡，还会减少容柴的空间，故一般都会做成3个支脚的形式。不过，用火烧食一定会留下炭火和灰烬，与其到处都是灰烬，还不如只让一个地方弄脏。于是，人们只要在某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些，就会有固定的烧食地点，好好地构架一个灶址，使灰烬集中在一小片地方而不扩散。不过在空旷的地上生火，却又很耗费柴薪。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套陶灶（下部）、陶釜（上部），陶灶比较简陋，直接立于地上使用。这样的灶比此前架釜于石块或者陶支钉上的方式有了很大进步，但烧过的灰烬难免会留在地上，难于清理。
也许是从建窑烧陶中得到的启发，人们开始仿照陶窑做灶。比如，新石器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的房子里就有这种形式的灶：房子中央偏后处有两个圆形的灶洞，大的直径85厘米，小的35厘米，两洞底部相通，深达60米。据推测，小洞应该用作架锅，而大洞应该是添置柴薪的地方。这种灶虽然节省了柴薪，但做一顿饭就要爬上爬下，还是很不方便。于是，又一种移动式的灶诞生了。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移动陶灶有两件，一件出土于浙江余姚河姆渡，灶壁上有3个突出，围成37厘米的圆径，可容一个锅子，前端还有一个斜坡可供送柴；另一件出土于河南濮阳，炉膛上有3个可架锅的突出。可移动就意味着十分灵活，天气好时可在户外使用，免去屋内烟熏之苦；下雨时可在屋内使用，火灰不会残留于地面，而保持地面干净。不过这种活动灶很少出土，可能是古时生火不易，需要有个地方保持火种，随时可以引火，所以设在室内固定地点为宜。
▲ 这种可移动式的红陶釜、灶组合，大多数灰烬会留在炉膛内。不过，这种改良后的灶仍没有被大量使用。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因为其不便保留火种所致。供图／文物出版社因此，汉代以后流行了竖着建在室内地上的灶，并沿用至今。灶的演变，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炊煮器方面，解放了器皿的支脚，使其有了更多的变化。
从远古科技到远古艺术
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人类早期饮食器具发生发展的历史。换言之，陶器与饮食活动的关系，显示了饮食器具在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
从手制捏塑、泥条盘筑、模制慢轮修整到轮制拉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成型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已走完了全过程，此后几千年的发展也难出其右。唐宋及其后代的瓷器制作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对陶器烧造火候的深刻认识与严格掌握，使陶窑内的温度可达1100℃以上，既可在氧化气氛中烧出红陶，也能在还原气氛中烧出黑陶和灰陶，高温还加速了黏土中金属成分的熔化，从而为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繁荣奠定了技术基础。
▲ 以通体施彩而著称的马家窑彩陶，常常带给人一种原始的雍容美感。其繁复的纹饰和流畅的笔触，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巅峰。供图／文物出版社技术的解决，使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成为可能，也使作为物质遗存的史前陶制饮食器具为后世的人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把极为有用的钥匙。史前陶制炊食器具无一不是远古艺术史的载体，这些浓缩和积淀了先民神秘意念的坛坛罐罐，写就了一部活的远古艺术史。那奔腾流畅的线条、热烈浪漫的色彩，以及饱满圆润的造型，使后代的艺术家们仰视并神而往之。当你俯身凝视彩陶盆中那幅五人拉手载歌载舞的经典图案，你是否会被这份奔放与热烈感染？那篝火的热浪是否已在舔舐着你骚动的胸膛？同样，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鸟形陶，又让人领略了齐鲁大地先民跃跃向上的朝气和勃勃奋发的雄心。
▲ 龙山文化鸟形陶鬶，藏于青州博物馆。作为史前陶器发展史上一个巅峰时期的代表，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史前艺术形式，像彩陶一样前后延续近6000年。绘制于彩陶之上的精美纹饰随着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从最初简单重复的色彩涂抹，到对自然万物的象形描摹，最终发展为天马行空的写意艺术。变幻多姿的彩陶纹饰，是人类心智渐成的写照，也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史前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中华大地上，彩陶文明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先民们制作的彩陶，蕴含了他们对生灵万物和自身的独特理解。精美的彩陶纹饰或具体或抽象，或浪漫或神秘，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无比璀璨辉煌的彩陶时代。彩陶的起源与定居农业密不可分。当先民们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依靠稳定的农业收成有了固定的居所，彩陶才应运而生。在这件半山类型的双耳壶上，颗粒饱满的谷穗被细致地描摹，寄托着绘制者对丰收的殷殷期盼。
▲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葫芦纹谷粒纹齿纹双耳壶，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对于水源的依赖，在人类历史上衍生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水崇拜时期。河流孕育了生命的希望，而洪水又带来了灾难，复杂的情感化作了多变流畅的线条，勾勒出阵阵涟漪、潺潺溪流和滔天巨浪。而人类就是这样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乘风破浪地发展着和创造着。
▲ 左：马家窑类型内彩旋纹彩陶豆。中：马家窑类型旋纹尖底彩陶瓶。右：马厂类型涡纹彩陶瓮
颈部眼睛状的图案和丰乳肥臀的神人形象，都使得这件彩陶透露出某种宗教色彩。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绘制图案的棕色彩，是由红色和黑色组成的复合彩。这说明当时的古人已可以通过控制原料的比例，来调配更加多元的色彩。
▲ 辛店文化神人纹组合条带纹双耳罐，古陶文明博物馆藏。
当彩陶的绘制技术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后，先民们又开始运用塑形，使艺术的表达更加多元与生动。这个立体人头像位于器物的壶颈处，人物的眉、眼、鼻、嘴，都以凹孔的形式表现出来，脸颊至胸部间则用黑彩描画出披散的头发。透过它，我们仿佛看见祖先真实的相貌。
▲ 马家窑马厂类型雕塑人头神人纹壶（局部）这件敞口罐上刻画了一条首尾相接，蜿蜒而上的灵蛇，网格状的花纹生动地表现了鳞片的质感。在埃及文化中，蛇的形象也频繁地出现在艺术品中，人们认为它具有令生命重生的神力。不知道当先民制作这件精美的彩陶时，是否也寄予了与之相同的情感期盼。
▲ 齐家文化盘蛇敞口罐（局部）浓郁鲜艳的色彩和镶嵌在底部的绿松石片，使得这件新石器晚期的彩陶显露出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色。它似乎在暗示，此时某些地域的彩陶文化已经不再是与农业为伍。也许某种原因导致经济类型的转变，而彩陶也随之发生风格的扭转。
▲ 四坝文化绿松石三角回纹彩陶迄今为止，陶器虽然没有完全退出饮食领域，但其作用、地位与史前时期已无法相提并论了。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如紫砂茶具等，陶器才展现出特有的光彩，饮食器具则早就已完成从陶器到漆器、瓷器的过渡。
陶器在饮食领域角色的转换其实远在商代就已显现出端倪。当时，随着漆器的流行和瓷器的发明，饮食器具中出现了新的品类，陶器的一统地位受到冲击，但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漆器在上层社会大行其道，作为饮食器的陶器数量开始锐减。两汉之际，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陶器从饮食领域的衰退已成定局。
▲ 当汉代陶质饮食具大规模衰退的时候，低温铅釉陶器在中上层社会异军突起，如这件西汉的铅釉卮杯与托盘。供图／陈彦堂但历史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正当汉代陶质饮食具大规模衰退的时候，低温铅釉陶器在中上层社会却异军突起，使两汉时期的制陶业闪现出一个出其不意的亮点，它秉承了商周以来原始瓷器和高温灰釉陶器的施釉或装饰工艺，极大地改善了陶器粗糙的缺点，并且显现出丰富的颜色。可以说，低温铅釉陶器是陶器所开创器皿时代辉煌的尾声，同样它也影响了另一种新器皿瓷器的发端。
2010年02期，《陶器：开创器皿的时代》，撰文/陈彦堂
2012年04期，《陶之夭夭》，摄影/东宇、赵广田 等
2012年04期，《彩陶重生》，撰文/黄秀芳
其他供图：瑞镜祥和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