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
这批文物包括：铜摇钱树和陶座、素面陶鬲（lì）、素面带盖铜钫、陶说唱俑等，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
经专家进行初步图片鉴定和法律研判，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此次从美国回归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从查获到回归，历时四个月。
▲ 本次回归的部分文物图片。
2009年1月14日，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已合作成功实现20批次594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其中，国家文物局同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开展了4批次93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合作。尽管此次返还被称作“法律合作的典范”，但国际文物追索的现实依旧残酷，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每一次成功追索，背后可能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3400余件文物，历时25年追索
1995年2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接到了来自英国警方的一个电话，说他们在近期一起犯罪案件中，发现大量疑似中国文物。原来，就在前一年的夏天，英国警方在追查一条从埃及到英国的文物盗窃走私线索时，意外发现了一艘装载有从中国走私文物的大船。随后半年多，中国驻英大使馆和英国警方先后收到数封匿名举报信件，均与此有关，甚至详细提供路线、交易数量等内幕信息。
3月10日，英国警方协同海关人员发动突袭，代号“水烛行动”，从英国的两处港口中查获共计6000余件外国文物，并扣押了3名涉案嫌疑人，包括英籍香港文物商人丹尼·马、英国文物商人鲍克斯和一名与之勾结的英国警方人员。
▲ 1995年4月，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文物三处处长李季、文物专家章津才，与我驻英国使馆文化处工作人员于芃、时坚东鉴定英国警方查扣的走私中国文物。
为了厘清文物的价值与来源，以对嫌疑人发起诉讼，英方希望中方派遣文物专家前来鉴定。经过前后两次核查，中国文物专家确认了其中包含大量中国走私文物。经清点，被查扣文物共计3494件之多，时代跨度之大、数量种类之多、研究价值之高，令人震惊。文物身份确认后，中国政府立刻统一部署，组成了“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展开对该批流失文物的专项追索行动。
追索，是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同于回购、回赠等手段，追索往往涉及政治、法律等深层因素，实施起来更加复杂和困难。而本宗案件，更是经历了刑事、民事的双重司法博弈，以及庭外调解的艰难谈判。
或许，当时没人能想到，整个追索过程会持续25年。
▲ 山西闻喜，史前商周文化遗迹遍布，也因此滋生出了大量盗墓集团。2018年，山西省公安机关破获300多起相关刑事案件，追回了3000余件文物。其中，以流落境外的西周义尊、义方彝和春秋晋公盘最为珍贵，所幸最终均成功追回。图为义尊。摄影／动脉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盗墓之风，猖獗一时，甚至流行“要致富先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口号。山西、甘肃、陕西等地，均发生了大规模盗墓事件，一些政府机关人员甚至也参与其中。盗墓分子与香港古董商勾结，让被盗文物迅速走私出境。英国查获的这些文物，便是由此而来。
核实文物出处，必须要追查到其原出土地。在中方协助下，1995年7、8月，英国警方先后走访了北京、山西、河南、广东等地，在闻喜、绛县一带目睹了盗墓者留下的累累盗坑。再将中国警方查获的被盗文物与伦敦查扣部分文物进行对比，二者几乎一致。
在明确文物身份后，中国随即向英国主张对被盗、走私文物的所有权。1996年3月1日，中国国家文物局致函英国内务部，明确提出这批查扣文物属于中国国家所有，并要求英方予以返还。同时，英国警方在获取大量证据后，积极主张刑事立案。
虽然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但是，本案在英国提起刑事诉讼时，却受到了司法程序上的阻碍。英国皇家检察署认为，嫌疑人在英国海关已合法缴纳税费，且偷盗、销赃行为均未在英国国内进行，依据当时的英国法律，这批文物的进口属于合法贸易，不予起诉。
▲ 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部公约，即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保护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通过了该公约，旨在保护文化财产免受非法进出口和非法转移所有权的侵害，俗称“1970年公约”。但是，英国直到2002年才正式加入公约，并随后在国内陆续颁布《犯罪赃款收缴法》《文物交易（犯罪）法》。至此，对此类文物走私犯罪的打击，在英国境内才真正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在案件发生的1996年，由于无法提起刑事诉讼，英国警方不得不退出本案。不过，英国警方提出了一个“曲线救国”之法：本案的实际走私交易，是在当时还处于英国王室统治下的香港完成的，因此中方可协同英国警方，尽力促成香港方面提起刑事诉讼。9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借赴伦敦参加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展开幕式之机，向英国警方了解案情，并表达了中方意见：英国虽尚未签订“1970年公约”，但已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故英国警方有责任协助破获这一走私文物犯罪案件。中方同意将此案转交香港警方提起公诉。局势仍不乐观。丹尼·马、鲍克斯狡辩文物系善意购得，并倒打一耙，反诉英国警方和中国。伦敦地方法庭在9月26日和10月29日两次开庭上，遂将少量文物判还涉案嫌疑人，局面对中方极为不利。为脱困局，中方决定从刑事、民事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查实犯罪证据，协助英国警方移交案件，争取在港提起刑事诉讼的可能；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民事诉讼，寻求在庭审中主张国家豁免权的可能，并充分声明对文物所有权的主张。所谓国家豁免权，是指国家财产不受他国立法、司法及行政的管辖，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其表现之一为，一国法院非经外国同意，不对该国代表或国家财产采取司法执行措施。如此则可以让文物冻结在警方，直至走私嫌疑人无力为继。时任工作组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法律概念，他在当天的工作日记里写道：“今天非常有价值。”果然，对国家豁免权的主张，成为了这起案件的转折点。
▲ 1998年8月，国家文物局主办、公安部和海关总署协办的“打击文物走私成果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
有意思的是，一位英国国际法专家提了一个小建议：将这起案件诉诸舆论，以此博得英国民众对中国追索文物行动的同情。
1997年3月，丹尼·马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高昂的诉讼费用，提出庭外和解。而后，谈判进入拉锯战。为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涉案嫌疑人反复试探，出尔反尔，直到1998年1月24日才达成协议，承认文物的所有权归属中国，同意将除少数外国文物、仿制工艺品及若干市场购入文物外的大部分文物归还。5月，3400余件文物运抵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年8月，另一名涉案嫌疑人也与中方达成和解，归还7件文物。
至于另一名涉案人员从嫌疑人手中购入的68件文物，因拒绝参与协商谈判而一直被英国警方扣押。直至2020年1月，由于买家去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品，英国警方遂将68件文物全部归还中国，于2020年10月20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 此次回归部分回流文物。至此，这一旷日持久的追索大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一起意外的案件突破
从英国追索3400多件文物，是迄今为止我国追索流失文物史上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起案件，并成为日后实施追索的典范。而“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案，则开创了我国通过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先河。
那是1995年12月，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阳春村与东埔村共同供奉的宋代“章公祖师”肉身坐佛，突然被盗，下落不明。20年后，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内却忽然出现了一尊肉身坐佛，由荷兰收藏家奥斯卡保管，经确认，正是福建失窃的佛像。
▲ 图为祖师像所在的普照堂（摄影／中新社 张斌）。
当地村民得知情况后，迅速收集证据，组织人员分别在中国和荷兰提起平行诉讼，进行追索。遗憾的是，案件在荷兰甚至都没有进入实体程序。2018年1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以中国村民委员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了中国村民的起诉。不同的是，本案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该如何定性？是一般物、文物（文化遗产），还是人体遗骸？福建三明中院认为，“章公祖师”肉身坐佛是特殊的人体遗骸，具有重要的历史及宗教价值，应认定为文物，那么本案系因财产权益纠纷提起的诉讼。
▲ 图为荷兰一家博物馆对佛像进行扫描研究，所谓肉身佛，是在遗体外缠绕纱布、涂抹生漆，风干后再涂以石灰石膏。摄影／田宗利
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中国没有住所的被告，需要满足其他一些条件，法院才能取得管辖权。比如诉讼标的物在中国境内，被告在中国有可供扣押的财产，等等。荷兰收藏家奥斯卡均不符上述条件，因而可以逍遥法外，不受中国法院管辖。最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忽然就发生了。被告在收到三明中院的传票后，随即委托律师应诉答辩，并且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由此，被告“自投罗网”，将自己置身于正义的审判中。原来，据当时《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若对管辖权存在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若是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奥斯卡的律师不懂法，从而让三明中院顺利取得了本案的管辖权。经过细致审理，三明中院于2020年12月公开宣判：被告奥斯卡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案涉章公祖师肉身佛像。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高院提起上诉。2022年，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CT下的肉身佛。
这起案件的意义，不亚于英国文物追索案。最高法院指出，这是“民间通过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开创性案例，在探索涉外文物司法裁判规则、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具有示范意义”。近年来，中国确实也在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从国内法方面为跨国文物追索提供保障。比如，2023年重新修订《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中国法院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为跨国文物流失案件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追索流失文物的前景，是否就此明朗、乐观了呢？可惜不是，相反，形势仍很严峻。法律追索确实最符合国际法治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但却也是难度最大的文物回归方式。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将大量文物掠夺回国，这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法国将军蒙托邦把众多稀世珍宝，进献给了皇室。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王后，特意为其建造了一处馆舍，也就是枫丹白露宫内的中国馆。即便该馆是当前已知全球收藏圆明园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我国依然很难追回。从国内法层面来看，法国国内法规定，公共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遵循“不可让与”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法国《文化遗产法典》第L451-1条以及第L451-7条，通过捐赠、遗赠或国家协助获得的文物，禁止进入退藏程序。因此，碍于这些禁止性规定，即使法国政府对部分文物有归还意向，也很难付诸行动。
▲ 法国枫丹白露宫内的中国馆一角。20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遭到盗掘，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其中一些金饰片被法国收藏人士购买并捐赠给了吉美博物馆。经过中国国家文物局数年努力，法国政府才突破法律禁令，同意先将文物退还给捐赠人，解除其国有性质，再由藏家直接捐赠给中国，殊为不易。从国际法层面来看，当前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有三：《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和《实施条例》《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年公约”）但由于公约缺乏溯及力，三部公约都无法对其生效前流出的文物进行有效追索。此外，公约还分别在适用情形、追索对象和参与国家方面存在有限性。“1954年海牙公约”只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形，即只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卷入武装冲突，才能适用。“1970年公约”只适用于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馆藏文物，依据该公约无法对私人收藏家的藏品进行有效追索。而“1995年公约”虽然将可追索对象扩宽至所有被盗文物，但该公约的缔约国至今仅有54个，且绝大部分是文物流出国（法国虽然签署了该公约，但其国内尚未批准通过）。
▲ 2023年5月，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两件北朝至隋唐围屏石榻构件，它们自20世纪90年代被盗掘于一座粟特人墓葬中，历经30年终于回家。摄影／遗岕
因此，我国依据国际法、各国国内法以及与一些国家达成的双边协定，当前也主要是对于当代非法出境的走私文物比较有效。至于海外博物馆数量庞大的馆藏、难以计数的非法私人藏品，追索工作的落实和开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图为大英博物馆藏明代龙纹琉璃，原是山西一座寺庙的屋脊饰件，清末民初，流失海外。那些被掠夺的中国文物，只能在国际公约框架下通过法律或政府渠道进行追索，然而，前途坎坷，长夜难明。摄影／动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