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来源于《中国老年》杂志

生在军人家庭，78岁的耿瑩仍背脊挺直，满头银发丝缕不乱，在采访中，总是不疾不徐地说，“我这一生的体会，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

采访中，耿瑩的话题总是绕不开父亲，也总是平静地笑语，“将军之女的光环，就是让我遇到人生的荆棘和险滩时，跌倒了爬起来能够再继续唱着歌前进。”其实，平静之中有诸多不平静，说起这些往事，耿瑩说像父亲这一代人的经历、以及她这样的童年，都是不可复制的。

耿瑩说：听爸爸后来讲，我出生3天时就遭遇了炮火的袭击，被母亲送给了延安的一个裁缝家，等他从前线打仗回来，寻遍了整个延安，才从一个草垛子里找到了我，当时我得了天花差点没命。后来只要是短距离作战，爸爸就会带着我，行军时把我放在他的马袋子里，上战场时就由他的警卫员刘叔叔看管。我2岁多时，有次阵地转移，部队撤退时我被忘在了战壕里。这个时候部队都开（拔）出去好长时间了，爸爸的马夫窦叔叔发现了急问“小刘，孩子呢？”刘叔叔一看我不见了）连哭带喊地往回跑，爸爸一声喝令“小刘，给我回来，你要不回来我枪毙你！”其实爸爸知道（我丢在了战场上），但没吭气。后来还是窦叔叔“设计”把爸爸调到部队前面，让刘叔叔骑着一匹生活马接我，幸好敌人还没上来。

长大后耿瑩问父亲，是不是有她没她都没关系?爸爸陷入沉思，告诉她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的每位战士都金贵，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

耿瑩后来考上地质大学，一次找矿时再度遇险。她回忆说，“那年到了张北，碰到一处30多米高的悬崖，崖缝里有棵柏树，每个人都拉一把就徒步过去，结果到了我时柏树就掉下去了，我一个‘大’字地往下落，快到地面时有棵槐树伸出的枝条就把我接住了。”

耿瑩说，“父亲教导我说凡事都应有个开始，有个结束。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我想人的一生当中要划大大小小多少个句号，但要尽自己所能，每个句号里都有知足，人生就挺快乐。而知足前先要了解什么叫知足，在我看来，足是相对的、暂时的，不足是绝对的、永恒的，知是人性的，不知是物质的，假如说，用人性驾驭了物质，是知足，物质牵制了人性，最后是不知足。在父亲精神的导航里，我这一辈子位置放得很正，选择做一堆柴火，比如给上山探险的人点堆火，起码让身体暖和一点，有点安全感。

耿瑩自比柴火，她不仅是地质工作者，还考取了中医，凭借坚强毅力学成了画家。说着，耿瑩莞尔一笑，“父亲不用发愁我了，他说你现在口袋里有３个工厂，地质、中医、国画，除了为人民服务，你的生活也无忧。我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赞许吧。”

“父亲爱国，对故国文化的情感更是深厚。”耿瑩向笔者讲述了她随父亲南征北战中的一个故事。

1949年我随父亲的部队来到宁夏银川，那时解放军在银川城外包围了整整2个月，大炮也瞄准了古城2个月。父亲作为总指挥，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我看见地图上标着的红圈和蓝圈，就问父亲，父亲告诉我说蓝圈是古城，红圈是炮位，是攻还是保，父亲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父亲决定不许一发炮弹出膛，攻城部队为此付出了更大很大代价和更长时间。直到1949年9月23日，银川终于和平解放，千年古城中的西夏王陵、裕皇阁等才得以保全。

耿瑩说，“撤退的时候爸爸和战士们最后还敬了个军礼，我印象特别深。”战争中也要保护文化，这个影子在耿瑩心中挥之不去。从那以后，她开始对油画、钢琴着迷，但都被父亲“挡”了回去。

“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叫白淑贞，她画油画，我也想学，就攒了一年的钱买了油画箱子。每到周末，我们把油画箱装在书包里，就到工人文化宫去画画了。我将一张特别满意的画挂在墙上，爸爸看到了就问：“你用什么画的?哪来的油画箱子?”说着一脚就把我的油画箱子踩烂了。我就拿着那个油画一边哭一边在那儿粘，一会爸爸又回来了，给我抱了一卷宣纸、毛笔、墨盒，说：“女儿，过来，爸爸告诉你，要画国画，爸爸教你画”。他给我画了毛茸茸的小鸡，让我照着画。

耿瑩说，我用房东留下的钢琴，给他弹了一首练习曲，结果第二天钢琴就不在了，他抱了一个大琵琶回来。爸爸说，我知道你有艺术细胞，你喜欢艺术，不是不能学油画、弹钢琴，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首先学中国的东西。等你看到西洋的那些艺术你就知道哪些是金子，哪些是垃圾，用他们国外的精品跟国内的你自己的精品糅合到一块，要自己创造，那才是你的艺术。

在耿瑩眼里，“虽然我被父亲 ‘挡’了无数次路，至今仍感谢他让我（首先）了解祖国的文化，而且越了解越热爱。”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情结，耿瑩64岁时给自己找了个“大差事”。2003年的一天，她如常和姐妹们聚会聊天。她的姐妹圈非同寻常：毛泽东的长女李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李富春的长女李特特、聂荣臻的长女聂力、陶铸的长女陶斯亮等人。

“我们都是长女，属于老古董，跟不上家里老二老三的调调。他们比我们聪明，干事情也嗨，我们又笨，又保守，老大跟老大们玩还有得说，跟老二们玩起来，就不懂。”耿瑩笑着说。

那次聚会中，谈及时下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各位老大姐十分痛心，希望能为抢救文化遗产做点贡献。于是，老大姐们决定“利用自己这点影响力成立一个基金会，为传承中华文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们把这称作贡献“剩余红利”：“老年人为社会发挥余热，其实，不单是余热，还应摆在一个位置上，中国的老人是股红利，老人在，对年轻人多少都有带动和榜样的作用。”耿瑩对笔者说，“由谁来做呢？总不能让特特大姐来吧？她14岁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在零下40几度的天气里打过德国鬼子，当时已经80岁。我是第二小，各位大姐把重任托付给了我。”

“保证完成任务。”耿瑩想起父亲耿飚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去世后，耿瑩看着那些老照片睹物思人，爸爸要嘱托我什么呢？“其实他一辈子就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他做到了，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

她觉得，这件事正是父亲的托付。经过4年奔波筹备，70岁时耿瑩负责的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终获批准。耿瑩每天都就更忙碌了，她要处理国内寄来的大量文化遗产图文资料，与聘请专家和基金会人员一起研究保护计划，还要审定策划部门提交的各种保护方案，并及时组织实施。她总要亲赴各地实地考察，由于濒危文化遗产所在地大多交通不便，耿瑩徒步行走的时候很多，有次竟在回家路上中了风。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到山西平遥考察，发现传统民居被破坏得很厉害，当即警告当地政府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耿瑩得知此事后，用了５年时间，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制订保护方案。2014年，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共同资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山西平遥县政府共同发起，同济大学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80多处民居得到修缮，政府给予了相应补助，这是中国传统民居保护最为细致、操作性最强的一个范本。

除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抢救，耿瑩也推动基金会积极走出去。以“ ‘东方之韵’国画展”为平台，基金会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民间外交”。在印度访问时，印度外交部长请耿瑩吃早餐。席间，二人谈及中印两国能否更为友好相处的话题，耿瑩的民间身份使其回应（起来）更为直接和个性化：“友好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对方一时愣住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表示，“没想到耿女士说话声音这么细，却这么凶悍。”

“人生就像一盘棋，棋局由不得你，可能有希望，也有失望，有困境也有顺境，命运安排我生在中国，生在耿家，那我要对得起我的父亲。”父辈靠鲜血靠生命打出来的江山，我们必须保护。这是耿瑩的回答，她要做一堆柴火，燃尽自己去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还要在孩子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国家的文化博大精深时，用这堆柴火为孩子们取暖，让他们找到传统文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