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左权、王稼祥、刘伯坚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往宁都附近的固厚，负责宁都暴动的联络工作，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由参谋长赵博生和73旅旅长董振堂在宁都发动了暴动，史称：宁都起义。这支部队在宁都发动起义之后，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共三个军，分别为十三、十四、十五军，左权任命为红十五军政委，不久，任命为军长兼政委。

只是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他根据共产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通过这次全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

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逐渐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肃反扩大化。1932年6月，左权率红15军从闽西回师赣南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捕风捉影，怀疑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参加过托派组织。“托派”全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认为，“托派”是阶级敌人安排的奸细，是叛徒。因此，“左”倾机会主义者撤销了左权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做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从此，左权蒙受着不白之冤，被调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当军事教官。

1933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战时紧迫，左权被调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任参谋。这时的耿飚已于1931年4月出任红九师参谋长。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左权奉命组织带领师团以上指挥员，在黄陂地区的重山密林中勘察地形，确定伏击地点，部署火力，做出十分精细的作战部署，对“围剿”之敌的52、59师，进行伏击包围，而发起了黄陂战斗。

黄陂战斗中，在俘虏嘴里获知大龙圩有个旅部与师部时，耿飚奉命率领红九师25团向大龙圩猛插。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透过雨幕，耿飚他们看见敌师部指挥所，有个胖子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查看战情。从旁边的马匹，警卫、随从来看，来头不小。耿飚下令，抓活的。

混战中，红25团机枪连连长突然追上来，报告：参谋长，抓住了，好胖噢！还向耿飚做了一个大肚子的手势。作战结束后，耿飚才知道，红军这次活捉的是国民党52师师长李明。

▲上图出自《人民的战士--耿飚的戎马生涯》，再现活捉国民党52师师长李明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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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书目：《毛泽东年谱》《醴陵县志》（民国版）《左权传》《左权家书》《耿飚回忆录》《耿飚传》《红军长征史》《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史》《醴陵教育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