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情结，耿瑩64岁时给自己找了个“大差事”。2003年的一天，她如常和姐妹们聚会聊天。她的姐妹圈非同寻常：毛泽东的长女李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李富春的长女李特特、聂荣臻的长女聂力、陶铸的长女陶斯亮等人。

“我们都是长女，属于老古董，跟不上家里老二老三的调调。他们比我们聪明，干事情也嗨，我们又笨，又保守，老大跟老大们玩还有得说，跟老二们玩起来，就不懂。”耿瑩笑着说。

那次聚会中，谈及时下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各位老大姐十分痛心，希望能为抢救文化遗产做点贡献。于是，老大姐们决定“利用自己这点影响力成立一个基金会，为传承中华文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们把这称作贡献“剩余红利”：“老年人为社会发挥余热，其实，不单是余热，还应摆在一个位置上，中国的老人是股红利，老人在，对年轻人多少都有带动和榜样的作用。”耿瑩对笔者说，“由谁来做呢？总不能让特特大姐来吧？她14岁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在零下40几度的天气里打过德国鬼子，当时已经80岁。我是第二小，各位大姐把重任托付给了我。”

“保证完成任务。”耿瑩想起父亲耿飚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去世后，耿瑩看着那些老照片睹物思人，爸爸要嘱托我什么呢？“其实他一辈子就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他做到了，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

她觉得，这件事正是父亲的托付。经过4年奔波筹备，70岁时耿瑩负责的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终获批准。耿瑩每天都就更忙碌了，她要处理国内寄来的大量文化遗产图文资料，与聘请专家和基金会人员一起研究保护计划，还要审定策划部门提交的各种保护方案，并及时组织实施。她总要亲赴各地实地考察，由于濒危文化遗产所在地大多交通不便，耿瑩徒步行走的时候很多，有次竟在回家路上中了风。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到山西平遥考察，发现传统民居被破坏得很厉害，当即警告当地政府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耿瑩得知此事后，用了５年时间，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制订保护方案。2014年，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共同资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山西平遥县政府共同发起，同济大学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80多处民居得到修缮，政府给予了相应补助，这是中国传统民居保护最为细致、操作性最强的一个范本。

除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抢救，耿瑩也推动基金会积极走出去。以“ ‘东方之韵’国画展”为平台，基金会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民间外交”。在印度访问时，印度外交部长请耿瑩吃早餐。席间，二人谈及中印两国能否更为友好相处的话题，耿瑩的民间身份使其回应（起来）更为直接和个性化：“友好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对方一时愣住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表示，“没想到耿女士说话声音这么细，却这么凶悍。”

“人生就像一盘棋，棋局由不得你，可能有希望，也有失望，有困境也有顺境，命运安排我生在中国，生在耿家，那我要对得起我的父亲。”父辈靠鲜血靠生命打出来的江山，我们必须保护。这是耿瑩的回答，她要做一堆柴火，燃尽自己去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还要在孩子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国家的文化博大精深时，用这堆柴火为孩子们取暖，让他们找到传统文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