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及牛郎织女的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大东》篇：“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织女”出现在“牵牛”之前，明显与爱情无关，是天上两个星星的名称。

牵牛星、织女星的拟人化的命名，一开始就寄托了中国古人“男耕女织”的朴素理想。后来这两颗星在古人想象中逐步演变成了一对夫妻。

在古代，七夕的确和牛郎织女传说关系密切，但它在民间流传中逐步形成的民俗文化意义，最初则更多在于年轻女性的乞巧祈福——在每年阴历七月七日的夜晚，当天上织女牛郎鹊桥相会之时，人间的女孩们则对着天空的朗星明月，摆上时令瓜果，乞求天上的织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当然她们也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但这在封建社会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

提及婚嫁，在中国，不同地区彩礼花样繁多复杂。而高价彩礼一直是近些年的农村热议话题。都说现代彩礼高，那古人彩礼送什么？礼金多少？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历史上的彩礼（和嫁妆）。

在先秦时代，要迎娶一位窈窕淑女，必定少不了一个环节——纳征，即后来人常说的送彩礼、送聘礼。准新郎置办的彩礼，既不会有金，也不会有银，那会儿延续的是上古先民的婚俗，流行用皮帛来表达男方的诚意。而皮帛这类东西，是一种类似钱币的通货，所以时人也把纳征叫“纳币”。

按《周礼》规定，不同社会等级，要送的彩礼不同。士大夫成婚，彩礼用的是“玄纁束帛”，在此基础上，天子加“穀圭”，诸侯加“大璋”。穀圭和大璋都是玉器。而所谓“玄纁束帛”，则指的是一束黑色兼浅红色的帛料。“一束”又是多少呢？东汉经学家郑玄在给《礼记》作注的时候算过帐：一束约等于五匹。

▲  吴王光鉴，是春秋时期吴王女儿的嫁妆。吴王光就是吴王阖闾。

女方的嫁妆则以实用器具为主，比如簋，鼎、盘，等等——今人给出嫁的女儿准备锅碗瓢盆，想来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先秦贵族的这些陪嫁是有铭文的。比如1966年，泰安角峪燕语城遗址出土的鲁侯鼎，上面就有“鲁侯作姬翏（liù）媵（yìng）鼎，其万年眉寿永宝用”的字样，可知这是鲁侯给新娘子姬翏准备的嫁妆——一口希望能“万年”“永宝用”的锅。

贵族们的嫁妆，除了有物，还有人。陪嫁人又分两种，一是媵姬。按《左传·成公八年》的说法，凡诸侯之女出嫁，如亲家是同姓国，就要送女子作陪嫁，异姓国则不送。二是媵臣，也就是跟着主人陪嫁过去的奴仆。那个被秦穆公花五张羊皮买回来的百里奚，原来就是随晋献公之女穆姬陪嫁到秦国的媵臣。

秦国变成了秦朝，陪嫁媵臣的风俗逐渐消失。

汉朝又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出现用黄金做聘礼的现象。比如，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聘皇后时，就花了二万斤黄金，这在汉初可谓天文数字。做个对照吧，《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接替刘盈登上皇位的汉文帝刘恒，曾经打算建造一座宫室，工匠们合计了一下，给出了“百金”的报价，皇帝觉得太贵，因为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如此算来，惠帝给的那二万斤黄金，大概等同于二千户中等人家的资产总和。当然，他的婚姻是有些特殊的，因为要娶的皇后张氏，是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场婚姻本就是母后吕雉以重亲故、特别关照出来的结果，肯花天价聘礼也就不足为怪了。

挑选结婚对象，必定会考虑对方的出身。什么样的出身算好呢？

如果是隋唐，人们大概率会回答“高门士族”。更具体地说，就是“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

初唐时，太宗令众臣修订《氏族志》，编修者在初稿中，将天下第一姓的尊位，给了山东士族的代表——清河崔氏。第二名是卢家，第三名才是李家。那还是考虑到李家是皇族，有平定四海之功。不然，陇西李氏可能连前五名都排不进去。李世民的侄女婿薛元超，就曾抱怨说自己人生有三恨，其中一恨便是“未能娶五姓女”。后来太宗大怒，直接让人改了《氏族志》，强令自家所属的陇西李姓为第一，皇后家长孙氏列第二，崔家被踢到了第三位。

然而，固有的观念并不会因为一部重新修订的《氏族志》而发生任何改变。为与高门攀亲，以提升自家门第，唐太宗身边的一些庶族或者普通士族出身的功臣，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重金做敲门砖，同高门大户结亲，最终导致唐代的婚姻市场刮起了一股天价彩礼的热潮。

对此，《新唐书·高俭传》点名提到了房玄龄、魏徵和李勣（jì），但三家办彩礼究竟花了多少银两，却无从知晓。有一事可做旁证：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太宗朝的大臣许敬宗，虽不在五姓七望之列，但将女儿嫁给门第稍低的冯家时，仍“纳资数十万”。在一斗米不过四五钱的时代，许敬宗可谓狮子大开口。而高门嫁女所要的彩礼只多不少，许家吃进去的巨额彩礼，后来又不得不倒贴给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

故此，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下“禁卖婚诏”，然而收效甚微。高宗继位后，问题依旧棘手，于是又在显庆四年（659年）颁布诏令：“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注：男家门望不及女家，故纳财物，以陪门望）。”

明确表态遏止高门收受庶族巨额彩礼，同时严禁部分高门内部通婚。结果此令一出，很多人家虽然不敢再收天价彩礼，但与其把女儿下嫁给庶族，宁愿一辈子不嫁，从而进一步导致五姓女在唐代婚姻市场上的稀缺。

一百多年后，情况仍然毫无改观。在位的唐文宗为太子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过来当太子妃。不料，荥阳郑氏出身的郑覃，却驳了皇帝的面子，愣是给孙女选了崔家一个做九品小官的后生。气得文宗连连摇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唐人秦韬玉的《贫女》，句句皆是贫家女儿无人可嫁的自伤，又何尝不是那些年年苦恨攒彩礼、巴望一朝得娶五姓女的寒门庶士的真实写照？

女子嫁妆的多寡，与其在夫家地位的高低，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关联。这种关联，通常不会被男女双方开诚布公地摆在面上，但各自心知肚明，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拿来做博弈的筹码。这种心态，为人父母者大概不难理解——嫁妆多，底气硬，孩子嫁过去便不受委屈。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写到，金兵攻城、宋人南渡时，秦桧一度想甩掉自己的老婆王氏，结果被王氏劈头盖脸数落了一番——老娘当年嫁到秦家，可是花了二十万贯钱的。可见，嫁妆丰厚有时的确可为女人撑腰。

更重要的是，按照两宋时的法典，嫁妆属于婚后女子的私人财产，即使离婚了，当初带过来的嫁妆都要如数归还给女方。换言之，嫁妆给多少，到头来都是自家姑娘的，横竖都不亏。

▲ 古代男子上门送聘礼（彩礼），聘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据说大雁一生只择一次伴侣，平日里成双成对，于是被赋予了忠贞美满的寓意。

▲ 1928年，毛泽东修改《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

嫁钱，还是嫁人？

▲ 这是一幅铜版画，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创建人、风景画家Thomas Allom创作，表现了清中叶江南大户人家收受聘礼的情景。男方亲属驾着小船，将彩礼奉送到女方府上，画面极具仪式感和东方韵味。

这个姑娘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娘家拖了后腿，但最终峰回路转嫁得如意郎君，竟然还得到贵人相赠的嫁妆，比起《清稗类钞》中记载的另外一群女孩子，她要幸福得多。

我们不妨来读一读徐珂的原话：“溺女恶习，所在有之，盖以女子方及笄许嫁时，父母必为办嫁妆。富家固不论，即贫至佣力于人者，亦必罄其数年所入佣资，否则夫婿翁姑必皆憎恶。”贫家女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嫁不出去、嫁得不好的问题，还有可能因为父母出不起嫁妆，未及成年，便死于亲人之手。

本意为缔结两姓之好，彩礼和嫁状倒成了令人负累不堪的枷锁。

👂你老家的婚俗中有彩礼吗？未婚的你，对彩礼有啥看法？已婚的你，当年收（给）了多少彩礼？欢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