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规矩是，敢于说真话。父亲在我眼中，他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耿瑩说。

抗美援朝时，耿飚原来所在的十九兵团，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出于对朝鲜战局的关切和对战友们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耿飚虽然身在瑞典，但十分关心抗美援朝的情况。

1952年1月，美国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美军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耿飚从国内发来的通报中得知情况后，组织使馆人员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的罪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能干出违反国际公法的事。

耿飚就去找了瑞典一个很有名的女生物学家，跟她谈这个事情。这个生物学家开始不相信，后来她自己组织了一个小组，亲自到朝鲜去了一次。在朝鲜北方地区，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居民和医务人员，在现场收集了大量食物带回瑞典化验，结果在食物上发现了大量的致病细菌。

这下她就相信了，等到检测的报告和调查的报告一出来，西方国家的报刊就登了。

耿瑩告诉记者：“我父亲是搞外交的，他知道西方人对舆论的认同和舆论的力量，所以他才这样做。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朝鲜战争影响很大，西方人说中国的这个老土还真厉害，还懂得这一套。”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专门找来耿飚谈话，总理说：“派你这位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重视。”

肩负“联谊”重任的耿飚没有忘记临行前周总理的嘱托，更没有忘记作为一名特命全权大使的责任。渐渐地，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耿飚刚正不阿的品质，从小在耿瑩的心里播种下正直的种子，谈起现在的反腐工作，耿瑩也有自己的许多认识。她说：“反腐抓老虎打苍蝇，一些在位的干部，就自动地不作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这类官员比那贪污的还可恶。”

耿瑩回忆称，父亲那一代人，好像没有现在这代人“聪明”。有些人到父亲面前说他家孩子怎样怎样，不是求父亲帮忙，就仅仅是说孩子们的现状，就像聊天一样，没有人因为孩子大学没考上，求父亲帮忙安排个学校，或者到父亲那去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