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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7
会长专栏|耿瑩:施听一声东方红,始知真个是天晓




毛泽东说:“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
“我们家的规矩是,敢于说真话。父亲在我眼中,他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耿瑩说。
抗美援朝时,耿飚原来所在的十九兵团,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出于对朝鲜战局的关切和对战友们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耿飚虽然身在瑞典,但十分关心抗美援朝的情况。
1952年1月,美国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美军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耿飚从国内发来的通报中得知情况后,组织使馆人员向各界人士揭露美国的罪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能干出违反国际公法的事。
耿飚就去找了瑞典一个很有名的女生物学家,跟她谈这个事情。这个生物学家开始不相信,后来她自己组织了一个小组,亲自到朝鲜去了一次。在朝鲜北方地区,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居民和医务人员,在现场收集了大量食物带回瑞典化验,结果在食物上发现了大量的致病细菌。
这下她就相信了,等到检测的报告和调查的报告一出来,西方国家的报刊就登了。
耿瑩告诉记者:“我父亲是搞外交的,他知道西方人对舆论的认同和舆论的力量,所以他才这样做。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朝鲜战争影响很大,西方人说中国的这个老土还真厉害,还懂得这一套。”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专门找来耿飚谈话,总理说:“派你这位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关系的重视。”
肩负“联谊”重任的耿飚没有忘记临行前周总理的嘱托,更没有忘记作为一名特命全权大使的责任。渐渐地,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耿飚刚正不阿的品质,从小在耿瑩的心里播种下正直的种子,谈起现在的反腐工作,耿瑩也有自己的许多认识。她说:“反腐抓老虎打苍蝇,一些在位的干部,就自动地不作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这类官员比那贪污的还可恶。”
耿瑩回忆称,父亲那一代人,好像没有现在这代人“聪明”。有些人到父亲面前说他家孩子怎样怎样,不是求父亲帮忙,就仅仅是说孩子们的现状,就像聊天一样,没有人因为孩子大学没考上,求父亲帮忙安排个学校,或者到父亲那去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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