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之都」淮安，中国大运河淮安段入选世遗名录。摄影/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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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淮河、大运河三条河在淮安交汇，形成世界上罕见的大江大河平交格局2008年至2013年，为配合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淮安市西边的农田间，进行了持续5年的考古发掘，他们从黄沙掩埋之下，揭开了一座水利枢纽的清晰面貌。它在古代如雷贯耳，让统治者劳心劳力，它是保障大运河顺畅完整的最关键工程——淮安清口水利枢纽。
黄：夺淮入海，泥沙俱下
其实，在过往长达七八百年里，黄河都是经由淮安东流入海。
▲ 淮安处于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中国南北分界线上。摄影/《淮安日报》王昊 靖康之难发生的第二年（1128），开封守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河南滑县李固渡扒开河堤，期望通过人为制造黄河决口，阻止金兵南进，但并未如愿，反而让黄河脱离了原先山东的入海口，改向南流，并形成多股河道。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徙、善决，因含沙量较大，每次决口都给沿线百姓带来重大灾害。据载，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多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从10世纪开始，黄河下游的决堤愈演愈烈。杜充之举无疑加剧了这一态势。
▲ 洪泽湖风光。摄影/淮安市洪泽区融媒体中心陈凯南宋绍熙五年（1194），不断南移的黄河再次决堤。滚滚河水夹杂泥沙，淹没了苏北平原大片的土地与农田，泛滥的河水还侵夺了原来淮河的河道，东流入海，这就是著名的“夺淮入海”。无家可归的淮河水、肆虐而来的黄河水，在淮安以西潴留，将原有的大小湖沼连成一片，形成今天中国的第四大湖泊洪泽湖。自此，黄河与淮河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这段宋金对峙、中国南北方割裂的历史中，另外一条河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隋炀帝开通的大运河，自洛阳向东，经开封、商丘、宿州，连接淮河，称为通济渠，也叫汴渠、汴河。淮安以南至扬州，名为山阳渎（淮安旧称山阳，故名）。唐宋时的漕船，要经山阳渎在淮安进入淮河，再沿淮西行，在运口转入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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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市城市夜景。摄影/《淮安日报》王昊
因此，淮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北必争之地”。然而，宋金对立局面形成后，汴河便逐渐淤废了。
直到元朝再建大一统的帝国，随着中原经济的整体衰落、江南崛起以及政治中心北移，重修大运河势在必行。最终经过元朝全方位的整治与改造，形成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明朝前期，经过治理，黄河由山东济宁的淮河支流泗水夺淮入海，也成为较为固定的线路。于是，淮河、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并行的局面，最终形成。
▲ 淮安市洪泽湖三河闸。摄影/淮安市洪泽区融媒体中心陈凯
三河交汇，使得淮安水情变得异常复杂。自宋以来，治理黄河与淮河的河道、保障运河通畅，就成为历朝“治河”工作的重点。最重要的一个交接棒，传到明朝手里，清口枢纽应运而生。
1572年，年仅36岁的隆庆帝突然驾崩，不到10岁的万历帝登上皇位，被给予厚望的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此时，黄河连年发生水患，侵害运河河道，国家所依赖的漕运体系濒临崩溃。为彻底治理黄河，实现漕运的永久贯通，张居正对黄淮地区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短短四年间就换了五任治河大臣，但收效甚微。1576年夏天，年近六旬的潘季驯出任河道总督，这位历仕嘉靖、隆庆两朝的治河老臣，曾一度辞官、一度罢官，其治河方略也因官场纷争而几度被否决。第三次出任河道总督的潘季驯，针对黄河多沙且黄、淮、运交叉的复杂局面，向朝廷递交了一份《两河经略疏》，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治理黄淮和运河的全面规划。潘季驯提出“治河六议”，即塞决口、筑堤、复闸、固堤、止浚海、开老黄河。而治河的重点区域，便放在清口。
▲ 潘季驯铜像
历史上，清口原为泗水注入古淮河的入口，所以在宋之前，清口也称泗口。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当时修筑了磨盘口，应是史籍所载最早的清口。黄河夺泗入淮后，清口便成了黄淮交锋之地。所谓“清口”，是指淮水经洪泽湖沉淀后较黄河为清。明永乐十三年（1415），治河大臣陈瑄为解决原来漕船经淮河逆流而上的困难，在清口开新河清江浦（即今淮安清江浦地名的由来），提高来往商船的通行能力，并不断加固坝堤以防河流决堤。
▲ 陈瑄：清江浦开埠第一人，明代军事将领、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元年起担任漕运总兵官，后期还兼管淮安地方事务。他督理漕运三十年，改革漕运制度，修治京杭运河，功绩显赫。摄影/《淮安日报》王昊 但无论是开凿新河，还是加固坝堤，似乎都在遵循古人以往的治河方略。就治河方法与理念而言，较前人实际并无太大突破。而且，因为黄河北来，高于淮河；淮河西来，又高于清江浦，黄淮倒灌清江浦，很容易将其淤塞。景泰七年（1456），仅41年后清江浦便淤浅了三十余里。结合前人治河经验，潘季驯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这也得到张居正的首肯。通过多方调查走访，潘季驯发现，泥沙的淤积与水流速度有关：当河流中夹带的泥沙、砾石等物质超过河流搬运能力，就会在重力影响下逐渐沉积，河流随即出现淤积，河床抬高。而当河流的搬运速度大于河中泥沙与砾石等碎屑物质的沉积速度时，泥沙就会被冲走。
▲ 束水冲沙。绘画/楠瓜如何增强河流的搬运能力呢？
潘季驯在黄淮河道修建堤坝，来约束河流。在河流流量不变的情况下，河流变窄，流速就会增大，河流的搬运能力自然就会增强。清口以西的洪泽湖地势较高，潘季驯便引洪泽湖水冲刷河床的淤积泥沙，缩窄河道，这便是“以水攻沙”。
但“束水攻沙”并非万全之策，潘氏固定黄河河道，防止其分流，但当黄河被固定为单一河道时，河流冲刷泥沙的速度虽然加快，但也会导致河流两侧决堤。而且，“束水攻沙”虽在短时间内解决了河道的泥沙淤积，但被搬移入海的泥沙堆积问题仍然存在。
潘季驯的另一手是“蓄清刷黄”。“蓄清刷黄”的水源关键是洪泽湖，于是，潘季驯着意在湖东南加修了一条长达一万余丈的堤堰，以防止洪泽湖东溃，即高家堰，也称洪泽湖大堤，使湖水尽出清口。
▲ 高家堰，清口枢纽最为重要的工程，历经明清两代不断整修、加固。图为高家堰南首、淮安市蒋坝镇段大堤。摄影/湖人
随着陆地不停地向海延伸，河口推移，河道愈拉愈长，河床比降（落差与长度之比）低，河水流速就会放慢，水就无法排出。最终，只能导致中下游水位不断抬高，形成悬河，进而大坝决堤。事实也是如此，黄河仅在潘氏治理之初安流了十年，就再次发生严重水患。
然而，湖水日益涨高，高家堰也越修越高，以致洪泽湖有“悬湖”之称，危险同样随时触发。
康熙十五年（1676），高家堰终于决口了。泛滥的洪泽洪水，淹没了淮安与扬州等地大量农田，百姓叫苦不迭。此时康熙帝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江南是当时整个清政府的财富重地，其税赋也多依靠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因此，康熙帝下定决心要对黄河、淮河与大运河进行彻底治理。于是派官员对淮安等地水情进行全面的调查。
▲ 靳辅像
康熙十六年的一天，康熙帝一连收到八道奏折，均出自靳辅一人之手，就在几个月前，他被任命为河道总督，前往淮安治理河道。这位45岁的朝廷重臣，不声不响，对淮安周边运河、黄河、淮河水利情况进行近3个月的实地走访调查，并详细了解了清口附近的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涧至周桥闸等30处决口地。调查后，靳辅就连上八道奏折，详细阐述自己的治河方略。靳辅在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治河方略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认为“治水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所以较之潘季驯，靳辅更加重视下游的治理：疏通黄河入海口，提高河流的比降率，水流畅通，刷沙即迅猛。
▲ 电视剧《天下长河》讲述的就是靳辅治理黄河的事。不过，清朝要面临的还有一些明朝的历史遗留问题，关键在于南运口，即里运河汇入淮河的河口。里运河即京杭运河江北段，北起淮安，终于扬州长江之滨，也称淮扬运河。潘季驯治河前后，南运口屡屡迁变，到清初时，仍存在运口距离清口太近的问题。黄淮汇合，水流充沛，潆洄激荡，运河行船颇为不易。每艘货船需要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拉纤牵挽，才能通运。
▲ 康熙年间河道总督张鹏翮整修清口枢纽后所绘的形势图。张氏新开了多条引河以增强冲刷清口的水势，卓有成效。
幸运的是，大自然给了清朝新的“机遇”。洪泽湖因为湖底淤高，东北部的浅滩形成了平陆，于是，靳辅利用这片土地开挖引河，引洪泽湖的清水刷黄，增强了冲沙能力，并将运口南移，顺清水而出。新的河口距离黄河十余里，从而少受倒灌之苦。此后，南运口在此基础上仍多有迁变，也屡有防止浊流倒灌的工程。如果亲临淮安便会发现，在其城区周边依然散落着众多水利遗迹，它们都是清口水利枢纽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为了“防洪、保漕”，明清时期政府对清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减少河流对河堤的侵蚀，清口水利枢纽在修筑的同时，还运用了另一项技术，这就是在当地首创的沉埽技术。这是中国水利技术史上一项重大创造。
“埽”是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工具，在“埽”字前加个“沉”字，顾名思义，沉埽多沉于水下使用。一般制埽多是将树枝、碎石、柴草、泥土、绳索等捆扎在一起，这些材料取材便捷且价格低廉，特别适合于多土少石的清口地区。沉埽造好后，就一层一层沉入水下，堵塞决口。因为沉埽具有很强的耐冲刷性，所以沉埽工艺在抢修大堤、稳固河道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清口的河道两岸，还建筑有复杂的堤坝体系，如在靠近河道内侧，修筑缕堤（低矮形如丝缕）来约束河水。缕堤之外，就是第二道防线遥堤。当洪水过大，漫过缕堤时，遥堤就可以对洪水进行二次阻挡，以防止河水溃决后侵害农田与土地。而在遥堤与缕堤之间，还修筑了网格式的格堤，和遥堤与缕堤的作用不同，格堤并不是为了防洪，而是为了固沙。每当洪水来临、漫过缕堤时，大量泥沙便会堆积在格堤之内，减少沙土对农田的侵扰。
▲ 清口枢纽工程中的缕堤、遥堤、格堤、月堤。绘画/楠瓜
此外，清口水利枢纽还形成了完备的通航设施。从地理位置上看，清口水利枢纽正好处于中运河（京杭大运河台儿庄至淮安段）与里运河的交汇之处，为了控制水位，以及漕船通行的方便，清口地区修筑了众多闸河。大运河为人工修筑，相比天然河流，其走向多受地形的影响，当河流产生一定高差时，闸河就会通过开闸来调节水位，最终达到航船顺利通行的目的。
清口水利枢纽中最重要的闸，应属清江闸。过去的漕船，无论是自北向南，还是自南向北，都必须经过清江闸，所以清江闸有“南北襟喉”之称。每当运粮季节，万艘漕船和12万漕军，帆樯衔尾，绵亘数里，蔚为壮观。
▲ 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开始，淮安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淮安闸门石码头遗址的石碑，见证了它的地位。摄影/朱子浩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今开封市兰考县附近的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省东营市入海，结束了七百多年夺淮入海的局面。大运河也被四溢的浊浪冲毁，日落西山的清政府却无力修复。河水是易变的，黄河终于在现代工程加固中安稳下来，甚至还有变清的趋势。曾经的清口枢纽，随着大运河的淤塞废弃，失去维护，亦逐渐被河水的泥沙所掩埋。就连曾经时刻威胁它的黄河故道，也难觅踪迹。这不得不让人感慨自然的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清口枢纽，它是黄、淮、运三河的博弈，更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如今，在淮安建起了一座亚洲最大的水上立交桥，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在此交汇，却“各行其道”。上为运河，下为淮河。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使河道交汇问题得到新的解答。运河上，千吨级货船平安行驶，再无古人所面对的运口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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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的“清口枢纽”：淮河、运河立体相交。摄影/《淮安日报》王昊
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申遗”文本将大运河遗产分为运河水工遗存、附属建筑、相关古建筑群及历史文化街区等类型，一共85个遗产要素。其中，有一处十分特殊，是3200公里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处综合性遗存，正是淮安的这座水利枢纽。
来源：《中华遗产》2022年07期《中国大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