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部相机的故事，它不仅记录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见证了一位革命家的成长历程——他就是耿飚，一位从湖南醴陵枫林镇隆兴坳村走出的革命家。

1932年4月，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九师参谋长耿飚率部由长汀出发，东征漳州。4月20日，守敌的两个旅、一个独立团及部分土劣武装被歼。为庆祝这次胜利，在漳州的芝山红楼，红军照了一次相，耿飚和几千红军官兵挤在一张底片上，根本无法分辨面目。正因如此，耿飚萌发了学习摄影技术的念头。

漳州战役中，红军缴获枪炮弹药无数，还缴获了大量电讯器材，其中就有几部照相机。耿飚找出“客籍红军优待费”所剩的几块银元当学费，跑到街上的照相馆拜师学艺。半天功夫他就学会了拍照、显影、洗印、放大等整套的技术。然后选了一部相机带在身上，另两部则送给了那个师傅。

他背着这台相机走过了长征，拍了许多照片，有战场风光，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更多的是为战友们拍的生活照：

有强渡乌江的英雄毛振华烈士，他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有黄苏同志，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直罗镇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于杨成武同志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

有耿飚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叔叔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他病倒在那雾蒙蒙的林子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

耿飚是个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也很风趣。他喜欢照相，因为胶卷少，耿飚在照相中常常使用三角架和延时快门，所以在他保留的合影照片中有他自己。有时兴起，他就会叫大家站好，说要给他们照相。但他照相有真有假，当大家很认真地摆好姿势，摆好表情，耿飚照完，哈哈一笑，说照相机里没纸了，气得大家追着要“打”他。

耿飚拍摄的延安

照相机留影耿飚接当地百姓赠旗

解放后，耿飚的摄影活动突然中断了。原来，那架陪他走过炮火硝烟的、德国产的、取景成像都使用一个镜头的单反照相机失踪了。

银川解放后，耿飚突然接到命令：调外交部担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由于行色匆匆，在简单的行装里没有放进那架照相机，也不知是哪个同志借走了没有归还（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由于调令紧急，耿飚只好先去北京报到。

之后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瑞典大使和驻丹麦、芬兰公使，5年后又接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每次回国述职，耿飚都要寻找这架相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耿飚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意外发现有件展品就是那架走过长征的照相机。按照规定，军博办了手续，把相机还给了耿飚。证据很简单：它的主人1937年曾经在机壳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耿飚”二字。

这部相机和耿飚的故事，是无数革命文物背后故事的代表。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革命精神的传承。它们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