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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座冠以“故宫”之名的博物馆熠熠生辉。它传承着民国时期自紫禁城迁来的69.8万件文物。这69.8万件华夏瑰宝，不仅是耀眼的藏品，更是中华文明代代相承的昭示。它与北京故宫同根同源，又互相补充，共同构筑起清宫旧藏的基本面貌，记录着中华文明的谱系序列。台北故宫博物院虽无宫，却有宝；鉴宝，见故宫，知中国。
▲ “台北故宫”外观和院藏北宋画家赵昌《写生杏花图》。台湾台北士林区，溯外双溪而上，阳明山麓如怀似抱，张开翠绿的臂膀，将台北故宫博物院揽在怀中。博物院正院的建筑布局，被安排得宛如一枝偶落青山的梅花，由殿堂般的展室延伸出的长廊拾级而上，与舒朗的山体相接，恰如梅花虬曲的花茎。
这种形式不为北京紫禁城中建筑所有，黄墙碧瓦也不是明清皇家宫殿的典型配色，反与中山陵青瓦白墙的“新中式”风格近似。正如建筑所呈现的“新样式”，连它的命名也有一段曲折。
不是「故」宫的「台北故宫」
1965年新馆落成，起初定名为“中山博物院”，馆内至今仍留有“中山博物院”匾额，并成为老一代故宫人心目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别称。当步入正门时，刻有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四字的巨型石柱牌坊巍然矗立。
两个不同的名字，两种不同意味，牵连同一段历史。1924年末，末代皇帝溥仪被驱离紫禁城，次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并专辟铜器、书画、瓷器等陈列室，平民得以参观这些秘藏深宫的国之重宝。此时的故宫文物，已完成了由帝王的“私”藏，到中华民族的“公”物的转变。台北故宫博物院身上的“中山元素”，也暗示了这一变迁。
▲ 灯光映射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主体建筑，绽放着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的巍峨与华美。这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众博物馆空间，集萃了寄托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珍宝。供图／图虫创意
溥仪离宫后，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出宫中遗留的文物多达117万件。抗战爆发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从1933年至1944年，1.3万余箱故宫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图书善本，颠沛万余里，最终竟奇迹般地化险为夷。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的统治岌岌可危，仓皇之中，他们也未忘记劫后余生的故宫珍宝——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3艘军舰总计将2972箱故宫文物带到海峡对岸，其中的古物1434箱、图书1334箱、文献204箱，约占当时驻留南京的故宫文物的四分之一。曾列席清室善后委员会，又负责过挑选运台文物的那志良先生曾说：“……若以质论，则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大部已运来台湾了。”“半壁故宫”之说，就此而生。2017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特展，意在透过45件院藏“国宝”级书画菁华，展示如何将所藏文物分级。“国宝”是这一评价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其余则分为“重要古物”与“一般古物”。这样的现行文物分级制度与大陆的一级、二级、三级文物等分级可谓异曲同工。
▲ 毛公鼎器型简朴，口沿纹饰朴素典雅。内壁铭文全长500字，是迄今所知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文辞严密，精妙古奥。铭文记述了周宣王训诰毛公的经过。
这场展览中排在展件榜首位的重器，是名扬天下、古今莫二的“王书”《快雪时晴帖》，它是被台北故宫博物院认定最具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书风的传世墨宝。大约就在两晋时期，“国宝”一词已成为国家宝器的代名词，西晋人杜预有言：“国宝，谓甗磬。”唐人张怀瓘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又言：“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快雪》曾辗转流传于宋、元、明各朝宫廷内府，虽在明代一度流散民间，却又很快被献入清宫，成为乾隆帝“三希堂”秘藏宝帖之首。
▲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写于一场快雪初晴之时，那清寂绝美的意境，和王羲之清逸洒脱的妙笔相映成趣。图为清朝画家董邦达根据羲之笔意绘制的山水小品，被装裱在《快雪时晴帖》册页的锦囊函套上，描绘的正是雪后初晴的山中景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评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大致应符合四大标准：“历史上不可取代”“拥有唯一的文化意涵”“年代久远”“独一无二”。巨幅手卷《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又是一例。这次展览使用了博物院最长的一通展柜，却依然难以展示其全貌，只得分为两期展示它的起首与画尾，这才使观众得以饱览这件12世纪大理国佛画巨制的全貌。此画由起首“利贞皇帝礼佛图”起，从佛界到凡间，设色明丽、形象栩栩如生，僧俗仙众等形色人物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大理国缺乏信史记载，而画卷中精心描绘的细节，吸引了20世纪以来的众多学者争相研究，发掘出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件画作历经千年，画质已脆弱异常，能够公开展示极其难得。
▲ 南宋刘松年《罗汉图》之三，罗汉如游山玩水的世俗僧人，体现出极高的写实水平。
台北故宫博物院被列为“国宝”级的文物，除184件书画外，另有铜器、瓷器、玉器、图书档案等其他类共200余件，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玉人面纹圭、“古稀天子之宝”碧玉玺、汝窑水仙盆、《钦定四库全书》等名品，赫然在列。有人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主体以华夏文物为首，难免流于单一。然而，从这些文物菁华正可看出，其文化价值凝聚于中华文化上。一件看起来不起眼、却身世不凡的院藏文物——新莽嘉量，由西汉末年建立新朝的王莽颁行。如今存世的新莽嘉量有二，仅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完好无缺。“嘉”意为上等、完善；量即量器，新莽嘉量好就好在“一器兼五量”，通过巧妙的器型设计，将龠、合、升、斗、斛五种不同量体合而为一。它还颇有科技含量，各量度单位接近十进制，制器时采用的圆周率3.1547，已相当准确，堪称中华科技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铜器古代度量衡—— “新莽嘉量”。王莽在这件国家标准器上铭刻了81字“嘉量诏文”，极力标榜自己改朝的法统地位——将皇权世系，远追黄帝、舜帝，又言自己受命于天，设置的度量衡如同法律。有趣的是，从《清会典》记载可知，乾隆年间，朝廷得到了一只东汉圆形嘉量，可能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件。后来乾隆皇帝据此仿造了两只，分别安设于紫禁城乾清宫、陪都宫殿（沈阳故宫）崇政殿前，而新莽嘉量，则被妥善收藏。乾隆嘉量不具备实用性，却继承了新莽嘉量的“法统”意涵——象征国家的法度与权力。
▲ 从老照片中可见，清代乾隆皇帝根据新莽嘉量所制的仿品，被陈设在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前。供图／FOTOE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故宫”二字常与“中华文化的精华”“中华文化的宝库”划上等号。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故宫拥有的宝物中，多数像接力棒般被王朝统治者代代相传，渐渐形成一种观念——谁拥有它们，就拥有“中华文明”。笔者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调阅研究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故宫旧藏南薰殿画像，最具有传承性的价值。它们原是明代宫廷旧藏，清乾隆年间，与“茶库”收藏的先贤功臣相册一并发现。这批画像带着满满的权力的烙印。如以头戴九旒、手中执圭的夏禹王立像为代表的道统五帝像，是南宋宫廷画家马麟根据宋理宗崇道治国思想所绘。
▲ 图为“看画·读画：历代名迹选萃”特展，观众驻足观看《宋哲宗坐像》《明熹宗坐像》等南薰殿帝后像，这些画作同样是古代帝王追求的“权力符号”。摄影／焦潇翔
南宋僻处江南，树立道统思想，即是在宣告掌握中国文明的命脉，南宋才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同样，明人需要通过“礼制”复兴，来肃清蒙元对中原的影响，继承唐宋华夏文明的“大统”。清人入关后亦亟需将少数民族政权扶正。在清宫发现这批画作后，乾隆皇帝即亲自下旨对画像进行检修裱装。我看到在这些巨幅画卷上，除了原始画心的多次托裱、补笔、重绘痕迹外，装帧也分别保存了宋元明清不同时代印记。这些历史重修的痕迹与遗存，随着画像一同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流传至今。
▲ 在“台故”入口大厅，抬头即可看到书法家怀素壮丽的狂草《自叙帖》，书帖中有“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之句，参观者却可以不留这样的遗憾。收藏着浩浩中华文明的博物馆，其建筑上的点滴中国元素也因和谐而宝贵。供图／汇图网纵观古代中国，常将收藏、整理前朝遗珍视作统治更迭的延续，这不但是对中华文明有序的“继承”与“生发”，也使得各时期的宫廷艺术，彰显着不同帝王的个人品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可见宋徽宗时期奉敕而作的大晟编钟、大明永乐年造青花龙纹天球瓶、清代乾隆皇帝酷爱的收纳盒“百什件”，等等。这些为满足帝王的心意，由劳动人民之手创造的精美文物，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这个概念，其实无一不是“华夏民族的共同瑰宝”。来源：《中华遗产》2023年03期《意故宫》
撰文 | 石钊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