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台风“扎堆来袭”。北方，进入“华北雨季”。气象上，“七下八上”一般是指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它有个学名“华北雨季”。
中国大部分省份和人口都处于季风性气候带，而季风气候一大特点就是降水不均。因此，几乎每年雨季，都会传来某些城市发生洪涝灾害的消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与洪涝的斗争已持续数千年，为何直到今天仍然应对乏术？且看古人为我们留下哪些宝贵经验和清奇思路。清康熙二十一年某日，陕南紫阳知县李翔凤收到一纸调令，被擢升为兴安州（今陕西安康）知州——安康一把手。“秦岭小江南”的美丽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李翔凤诗兴大发：“苍茫万叠光摇碧，荡漾层霄淡作秋”。他也许没想到，美丽的江水下涌动着重重凶险。
安康位于汉江南岸，凭水路转运要塞的地位，兴起为关中巨镇。汉江是安康的母亲河，但它的脾气不太好。
千百年来，城内百姓屡屡遭受水患，最严重一次在明朝万历十一年。当时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张国彦《异常洪水乞赐蠲赈疏》中描述道：四月二十三日，偶然暴雨如注，昼夜不息，千山万壑之水，滚滚滔天而来。加以汉江、黄洋、越河交汇一处，至二十四日，水势汹涌，始由门入，继越城而过，平地水齐树梢，不可以丈尺计。遂将本州城垣官民庐舍蓄积尽行漂没，荡然一空，军民溺死者约十分之七八。这次灾难过后，安康官民在旧城以南二里的一块山坡上建了一座新城。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迁到地势较高的新城，虽再也不怕水淹，可离汉江也远了，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最后结果是，商民仍居住在旧城，军政衙署则安置在新城。
所以，李翔凤就任时，安康旧城面临巨大隐患。当时三藩之乱刚被平定，处于战争前线的安康受战火荼毒犹烈。为此，李翔凤上任之后，只身踏遍安康每一处村落，跋涉四十个昼夜，写成详实的调研报告向上级陈情，最终为安康免掉历年累欠钱粮七千七百多两。债没了，可水患仍在。一天，李翔凤端详着府城地图，忽然灵光一闪——在旧城南门外修一条直通新城的长堤，这样旧城如发大水，城中百姓可沿长堤撤往新城避难。经济、防灾两不误！康熙二十八年，大堤开工动土，堤高一丈，顶宽八尺。堤两旁遍栽桃柳，俨然一条灾害中逃生的“绿色通道”，遂取名为万柳堤。
▲ 旧城居民在洪涝来袭时，通过万柳堤奔往新城的逃生方式。绘画／靴下猫腰子一个简单的设计，打破了双城之间的僵局。此后数十年间，汉江水多次灌城，军民均得以沿堤逃生。当地百姓感念其德，为他立祠，把他当成一方保护神。
万柳堤建成后150年，安康又迎来一位李翔凤式的父母官、被誉为“大清治蝗第一人”的陈仅。此时，安康城堤日渐废弛，城内屡遭水患。陈仅上任不久就发动百姓把万柳堤和江堤都翻修一遍。他模仿李翔凤，新筑一条登春堤，为更多百姓打开求生之路。
▲ 出自清《安康县志》的“两城总图”，显示了江边的旧城和山坡上的新城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从旧城通往新城和山坡的万柳堤和登春堤。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安康连下十几天大雨，江水骤涨。眼看洪水就要没过旧城，陈仅立马带人去北门以沙囊堵之，并号令百姓从南门沿万柳堤、登春堤去新城避难。陈仅自己则“彻夜露立北门当水之冲，哀祷水神，为民请命”。也许是上苍真的被这位奋不顾身的父母官所感动，当天虽然“自夕达旦，大雨如注”，但“涨痕忽平，若有神助”。
近些年来，一些大城市频频在雨季遭遇内涝，启动“看海模式”。随着城市洪涝和人员伤亡的新闻频出，“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这句话开始深入人心。不过，有几处老城区在暴雨中“笑傲江湖”，如江西赣州的福寿沟。
赣州的福寿沟，是活跃在古代城市排涝热搜榜的头号网红。它是北宋时期虔州（即今赣州）知州刘彝的大手笔。刘彝是典型的技术型干部。他曾在中央主管都水监，《宋史·刘彝传》记载，一年夏天，连日大雨，横穿东京城的汴河暴涨，神宗皇帝召群臣廷议。大家都说在城墙上开一个缺口分洪，刘彝当即反对，力主开杨桥斗门。果然，杨桥斗门一开，水马上就退了。
▲ 刘彝，字执中，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官员，福州人。
这件事令刘彝名冠朝野。不过因为政见不同，他得罪了当朝宰相王安石。《宋元学案》记载了一段神宗与刘彝之间的对话，大意是刘彝公然批评王安石不重实用，而尚声律浮华之词。这件事传到王安石耳朵里，王安石气得吹胡子瞪眼，后来借巡视各路农田水利之名，把他打发出京城。刘彝就这样被下放到赣州。
赣州是一个临江而建的城市，东、西两面分别毗邻贡江和章江，北面正中为两江汇合成赣江之处，整座城市呈一不规则四边形。东晋永和五年，南康郡守高琰觉得原郡治于都偏居一隅，地理位置不好，于是把郡治迁到章贡两江之间，这样既可阻江为险，又可通过赣江向北，直抵鄱阳湖和长江，发展水上贸易。新郡治就是赣州。此后一千多年间，赣州城址基本固定下来，到宋代，赣州的造船、漕运、茶叶、布匹、制瓷等行业都相当发达，造船业更是引领全国。不利的是，赣州一年四季均有暴雨出现，洪涝灾害频发。从西晋太元八年（383年）至1949年间，赣州共发生较典型水灾151次。不过，刘彝发现赣州城里水池遍布，而且地下已有部分前人埋下的排水管道，一个庞大的计划浮现在他的脑海。刘彝根据赣州的地形，把赣州城内的水池，通过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连通起来，组成一个超大容量的蓄水库。这些排水管道建成后，可分为两大部分，恰好状如篆体的“福”、“寿”二字，因此得名福寿沟。
▲ 福寿沟的沙盘模型（供图／新华社），从中可看出赣州城被大江环绕，很容易受到洪涝威胁，福寿沟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地下排水系统，能通过水窗将城内的洪水排到城外，是赣州的防涝利器。福寿沟的运作原理是，暴雨时节，一部分雨水由蓄水池吸纳分流，另一部分被福寿沟“喝”下，并通过排水口排到城外的章贡二江。刘彝的高明之处，不止于此。虽然福寿沟在赣州城内涝时能往外排水，但洪水期间章贡二江也能通过地下水道倒灌进城，反而会加重内涝。
于是，刘彝在排水口建造了12个水窗，每个水窗分四个部分：出水口处的外闸门、沟道和进水口处的内闸门、调节池。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时，借江水水力将闸门关闭；反之，则借水窗沟道水力将闸门冲开。这就如同为赣州城安装了12个单向的阀门。为确保水窗沟道畅通并有足够水力，刘彝亲自测量了各个排水口及与之连通的蓄水池的数据，对每个断面和坡度都进行精准计算。这样，赣州城市内涝和江水倒灌的问题得以完美解决。刘彝送给了赣州人一份大礼，福寿沟建成后，赣州城得以常年不涝。但刘彝并没在赣州停留多长时间，熙宁七年便功成身退，被改派桂州（今广西桂林）。
福寿沟是一个福泽后世的水利工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福寿沟失于养护，人们的惰性原形毕露。明天启元年，《赣州府志》记录到：“居民架屋其上，水道浸失其故，每岁大雨时，城东北一带，街衢荡溢，庐舍且瀦为沼，以水无所泄故也。”洪涝去而复来。入清之后，赣州地方官曾下令疏浚，“但因民间贫富不齐，未必人人尽力，此通彼塞，胡能四达，卒使前人毕智竭虑之经营，至委泥沙溷秽而莫之或续也”。就这样，福寿沟俨然成了一个“真空”的公共事务。它和每个市民的生命安全都密切相关，却没有任何人来维护它。到晚清，每逢“春夏之交，雨潦时降，潢污停集，疾病易生，民患苦之”。
将史料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福寿沟的废弛，导致赣州在宋元两代遭受大小水灾共13次，到了明代猛增至50次，清代更达到75次。同治六年，赣州终于迎来一个铁腕领导。中央下派到赣州一带的巡视员文翼，是湘军行伍出身，曾参加攻陷安庆、天京等重大战役。他一上任，便下令修复福寿沟。但每次开“班子会议”的时候，官员们都以“工大费繁无人筹款”为由推脱。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工程最终由私家、公家各自出资，分段施工。9个月后，工程完工，福寿沟恢复了生机。
▲ 市政工作人员在福寿沟位于均井巷的一段查看保存状况（供图／新华社）。
福寿沟的命运几经波折，所幸得以保留至今。如今，赣州市区面积比古代拓展了数倍，福寿沟担负的排水，不及赣州总排水量的十分之一。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每年赣州主城区因降雨造成的积水点约34个，福寿沟所经过的范围没有一个。像刘彝这样的技术型干部，在古代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福寿沟在中国也仅此一例。那么其他城市如何解决洪涝问题？《道德经》曰：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在淫雨霏霏的江南，古人总结出了治水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
苏州的建城史远比安康、赣州悠久。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嫌父王诸樊所建的吴子城太小，难图霸业，便派伍子胥另择福地筹建新都。伍子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重点勘察了水道，连水的咸淡也详加考察，最终选定姑苏山东北三十里，一块自低丘至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北枕长江，西倚太湖，近可溯三江（吴淞江、东江、娄江），东控大海，是一个战略要地。这就是苏州建城之始。
临水建城，不仅保证了都城的城市生活用水，也带动了经济和贸易的繁荣。但江南地区雨量充沛，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暴雨，如何才能防止城内积水成灾？一般的逻辑是，封堵入城的河道，将水疏浚至大江大河，保持城内的干燥。而伍子胥却采用逆向思维，他利用城内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在城内开挖宽窄不一、密如蛛网的河道，互相连通，又在城外深挖护城河，引活水入城，将苏州挖成了一座“水城”。每当大雨倾盆，城内的河道就像海绵一样将雨水吸走，排入护城河。挖河道和护城河的土，又被用于修筑城墙，一举两得。如此富有远见的设计，顺应了上古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法，使苏州虽坐落于水乡泽国，却很少受到洪涝的侵袭。
▲ 清代《苏州府城内水道图》，原图切分为四个部分，现拼合为完整的苏州城图，突出显示城内密布的水道。苏州城门的设计，暗合八卦的思想：城墙开八个陆门，“以象天之八风”；又开了八个水门，“以象地之八卦”。八卦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迷信”，却是古人在自然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科学”，其中蕴含顺应天道、尊重自然的观念。尤其是八个“水门”，是因地制宜的创举。苏州城的防涝原理，被后来苏州的历代地方官奉为圭臬。北宋学者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说：“观于城内总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滨别派，旁夹路衢，盖不如是，无以泄积潦、安居民也。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非智者创于前，能者踵于后，安能致此哉？”历代的官员无需新建防涝工程，而只要对河道进行疏浚和增加即可安然。南宋绍定二年，郡守李寿明主持刻绘《平江图》碑，详细描绘了当时苏州城内六纵十四横（其中主河道是四纵三横）的河道网络。在14.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河道竟长达82公里。除了苏州，位于江南的嘉兴、绍兴等古城在建城时，也都大挖水道，甚至用密布的水网和船，代替陆上交通，家家户户都临水而居。今天，游客们徜徉于江南古城、古镇，常常会陶醉于水乡的温柔缱绻。与其说是江南人生性喜欢亲水而居，不如说这是应对亚热带暴风雨和洪涝的被动防御之策。不过，这个策略成功地将“水患”变成“水利”。水乡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增加了生活的便利和诗情画意。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原本说的是战场上的克敌制胜之法，用来归纳城市建设中的防涝之法也一样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