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脊梁”皆鼓呼“文化责任”

在文化问题上，毛泽东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本土化。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历史证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许多古代圣贤都是中国文化责任的优秀担当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第一，孔子提倡“文化责任”并一生汲汲践行。

1，孔子一生服膺周代的“礼乐文化”。

他赞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即“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和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见《论语·八佾》。孔了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有沿袭。遵从周礼，这是孔子的基本态度，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论语》的其它一些篇章里，孔子就提出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

  2，孔子以周文化的继承人自诩。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他是周公的继承人，因而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他有责任将中国文化承传下去。

3，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

《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为政为学，皆讲“克己复礼”；孔子汲汲游历周游八国十四年，知其不可而强为之，为的也是“克己复礼”。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那么，孔子则“以仁释礼”，则将中国文化转型为“仁义文化”。

第二，孟子自负“文化使命”，接续孔子开创的“仁义文化”的传统。

1，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

《孟子·公孙丑》记载：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 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上文的意思是：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似乎有不快乐的样子。 可是以前我曾听老师您讲过：‘君子不抱怨上天，不责怪别人。’” 
　　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现在又是一个时候。从历史上来看， 每五百年就会有一位圣贤君主兴起，其中必定还有名望很高的辅佐者。从周武王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从年数来看，已 经超过了五百年；从时势来考察，也正应该是时候了。大概老天 不想使天下太平了吧，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 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快乐呢？”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大有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的味道。其底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2，孟子完成了孔子开端的“仁义文化”的建构。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一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文天祥就义时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里的 “仁义”即“孔孟之道”的核心。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独孟子为“亚圣”，成为孔子学说的衣钵传人。

如果说，周公文化的内核是“礼”，孔子文化的内核是“仁”，那么，孟子文化的核心就是“义”。通过“以仁释礼”，孔子给外在规范“礼”以内在道德“仁”以人性论的解释，实现了对周公的超越，完成了中国“礼乐文化”向“仁义文化”转型的第一步；通过“良知仁政”，孟子从内外两个方面把“仁”加以深化，外为“仁政”、“王道”，内则为人性论寻找“心性论”的依据。从而实现了对孔子的发展。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孟子将孔子的伦理学做了心性论转型。因此，孔子的《论语》即“伦理学”，而孟子的《孟子》则是“心理学”和“政治学”。

第三，孔孟后学主动担当“文化责任”者不绝如缕，使得中华文化得以承传。

  清代以前的封建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如董仲舒、韩愈、张载、

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均明确提倡文化责任。

  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明确提出“文”的责任主要在于“载道”；张载提出知识分子精英应该“为天地立心（创建本体论），

为生民立命（确立精神家园），为往圣继绝学（接续儒学传统），为万世开太平（通向理想之路）。”（《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

中国近代史以来，近代精英如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提倡文化责任者不乏其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蒋介石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哲学，或有了独立的哲学而不能发扬光大，甚至湮没不彰，那这个国家必无以生存于世界，终要被人灭亡。”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写道：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中国文化传统为什么经几千年而不断绝，且能每每在遭遇危机之后屡屡崛起？关键就在于中国历史上无数精英对“文化责任”的自觉担当，正是这些富有使命感的“文化的脊梁”才使得中国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二、现实中，“中华民族的复兴”需提倡“文化责任”

第一，我们生存于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时代。

1994年，美国的外交顾问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季刊号上发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该文指出：

“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和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势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对自己文化具有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拥有者。”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也在一步步成为文化的拥护者。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适应,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的国策也做出重大调整,迅速地进入文化意义上的成熟期。一系列充满着“中国作风”、洋溢着“中国气派”的重大时代命题被先后提了出来，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积极应对世界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文化自觉”和捍卫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第二，共产党主动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责任。

1，毛泽东的“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论问题。但实践中，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偏向。没有“民族性”，就无“中国特色”可言。“破而未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毛泽东只完成了“破题”的任务。

2，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基本没有独立的文化概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共和国的第二、三、四代领导人继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

毛泽东采取“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邓小平采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分法；江泽民回归毛泽东的分类法；胡锦涛采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分法。因此，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基本没有独立的“文化”概念。他的理论中心是“经济建设”。

3，江泽民对文化的“中国特色”多有发展。

（1）1996年，提出“文化独立”的概念。

1996年12月16日，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报告中，江泽民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152页）。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曾经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江泽民“文化独立”的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创新的勇气。

（2）1999年，提出“文化复兴”的概念。

1915年的“打倒孔家店”（吴虞）、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李大钊）、1929年的“全盘西化”是“五四运动”发出的三种文化声音。这三种声音的共同点就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批孔”，把“五四运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推到了极致。1999年12月31日，江泽民在中华世纪坛向炎黄子孙发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正式提上了历史议程。

（3）2000年，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责任问题。

但是这个“先进文化”是什么？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主要在于其构成要素的民族性与主体性。先进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权威性与文化构成要素的多元性、丰富性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先进文化主导性和主体性问题是不同哲学层面的问题。

（4）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的重大时代命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答案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提法再次确认了“先进文化”的“民族性”、凸现“先进文化”的“主体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用中国人的语言言说中国人的理想”。

4，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重大理论突破。

（1）2005年，中国政府主持“公祭孔子”。

  早在1994年，亨廷顿就预言，“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如果说“文化复兴”强调的是文化的“必然性”；“先进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合理性”；“小康社会”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殊性”；那么，中国政府主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祭孔子强调的则是文化的“合法性”。

  2005年9月28日,在山东曲阜,由政府主持公祭孔子。在浙江、云南、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同时进行。祭祀孔子与祭祀炎黄二帝的意义是不同的。祭祀炎黄二帝，是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是一种亲情的祭祀。而祭祀孔子则带有极强的文化色彩，蕴涵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内容。至此，从文化角度讲，“中国特色”就是“孔夫子”了。

（2）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精神家园”的概念。

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十七大报告告诉我们，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弘扬中华文化”成为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神圣的文化责任。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终于可以这样解读：“中国特色”就是孔夫子，“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孔夫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当然，这里面内含两个子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是孔夫子思想时代化。只有完成了这两个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最终建构完成。

第三，社会各界纷纷担当起“文化复兴”的责任。

1，对“中国人”的反思。

中国人是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民族也是个文化的概念。凡是认同中华文化（包括其优秀的历史与传统），并以之为言行依据的人，不论其血统、出生地、国籍为何，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否则，就已经不能算是中国人。

据新浪网2005年6月所做的调查显示：有65%的人认为，国学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有危机；有75%的人认为，国学修养对日常生活有帮助；有高达84%的人认为，应该增加小学、中学、大学的国学必修课程。综上所述，加强国学教育，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

2，知识分子是“文化责任”的主要承担着。

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知识分子都是文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2005年，陈丹青因不满国内高教乱象辞去清华教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有鉴于此，越来越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校园内外，不仅对在校学生，而且对社会、政府、企业、大众大肆鼓呼文化。

3，社会各界的“先觉者”已经开始担负其应尽的文化责任。

专门研究国学的院所与机构也陆续成立。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儒教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国际儒学院，甚至连《光明日报》都开了国学版。为的是推广汉语及中华文化，向过去寻找解决现在问题的良方，是促成许多人积极回归传统的动力。

专门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团体、组织，也纷纷成立。如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等。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说：“重新发现儒学，就是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立心、自律心，就是重新发现‘我是谁’”。社科院研究员康晓光也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带给中国人很强的民族自信，过去人们总觉得是这个文化导致中国很贫穷落后，现在由原来非常深刻的文化自卑转为文化自信”。

国学是国家和人民的灵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急速市场化，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让人心浮躁，社会道德呈现真空状态，甚至引发社会不安，很多人希望借着回归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提升人心。

4，文化主管部门的“文化责任”（略）

十七大报告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三、理论上，需厘清“文化责任”主体和 “文化责任”主题

第一，“文化责任”的主体——谁的“文化责任”？

在“文化责任”问题上，首先应该追问的是：“谁的文化责任”？然后才能界定“文化责任”的主题”。

“谁的文化责任？”不同的主体应有不同的担当，简析如下：

1，政府的文化责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世界开设孔子学院以宣传中国人的价值观、对文化繁荣的政策鼓励支持（包括立法支持、财政税收支持等）均应该主要是政府的文化责任。

政府不等于政治。建设文化要按照文化自身的规律来建设，切忌再犯“政治挂帅”等“左”的错误。凸显政府的“服务”功能，减弱政府的“强制”色彩。

政府不等于政府主管部门。文化责任不仅仅是文化主管部门的责任，而应该是整个政府的责任。

2，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知识分子是文化家园的守望者。对于各类优秀的文化的传授与弘扬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精英文化的构建、大众文化的引导也应该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马克思说“关键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蜗居灰色理论的“象牙塔”，应该“转知成识，转识成慧”、应该“学以致用”。把自己的智慧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3，新闻传媒与社会舆论的文化责任。

宣传与弘扬各类优秀的文化知识，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也应是新闻传媒和社会舆论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利用自身的优势宣传与褒扬“真”、“善”、“美”的文化，而批判与鞭挞“假”、“恶”、“丑”的文化。

4，企业与企业家的文化责任。

现在是经济社会，企业和企业家是经济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一个真正优秀的、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同时担负起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这里只说企业的文化责任。

当下，企业的发展已经由“管理制胜”进入到“文化制胜”的新阶段。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以其优秀的企业文化为支撑。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即使偶然成功一时，也不会持久发展。全世界的成功企业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聪明的企业家都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伦理、企业道德、企业形象、企业愿景等）、注重感恩社会、返哺文化（包括返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和社会的文化建设）。

5，国民的文化责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复兴，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尽其文化责任的绵薄之力，才不愧为真正的炎黄子孙，才不愧为真正的中国人。

第二，“文化责任”的主题——文化责任的内容有哪些？

1，概言之，当下文化责任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要建设出“中国特色”来，就必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的文化复兴最终是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神圣目标的。

2，具体讲，当下文化责任的工作重点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认为，当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力戒五种倾向、警惕五种声音。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发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的信号。11月，胡锦涛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发表讲话，称“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07两会，809件大会发言提案，文化类76件，列第三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着眼点。

总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民族复兴脚步的加快，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和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有五种倾向值得注意：

极端保守主义

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但她发端、发展和辉煌在农业时代，在人类文明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她的许多内容确已过时，如“等级思想”等。许多人认为只要是中国“固有的”就一定是好的，只要是祖宗“留下的”就一定要保护和守卫。这种极端保守主义的做法是无法弘扬中华文化的，只能是使之固步自封，是“复古主义”的再演。有些包袱必须彻底放下。

狭隘种族主义

孔孟的种族及文化中心主义。高尔基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也只有国际的，也才是民族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必须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民族虚无主义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五四、文革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在今天的延续。他们认为，中华文明基本过时，中华文化一无是处。因此，必须改变我们的文化种姓。“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批孔批周公”。

2006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事件就是“废除中医”，方舟子说“中医是伪科学”，“中医连伪科学都算不上”。这与五四时代“废除汉字”的梦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可谓登峰造极。基因可改良但不可置换。

经济万能主义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文化为由头，以经济为目的。许多单位打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幌子，向文化部要钱、给财政部要钱，给地方政府要钱。动辄几个亿、几十亿，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费，而真正需要扶持的中国文化，像一些非物质遗产的挖掘、整理、一些基础的理论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则由于与经济距离太远而被忽视。认为钱花了，文化就提升了。大剧院、城市广场，成为城市的文化沙漠。令人痛惜。文化建设须循自我规律。

政治挂帅主义

从广义上讲，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我们当然要坚持政治对文化的领导，但必须警惕政治对文化的裁剪，否则就会自限其小。以往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政治挂帅，文化建设有自身

的规律，它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宣传和教化内容。“政治管文化”要把握度。政治与文化须重新定位。

小结：

1，极端保守主义：有些包袱必须彻底放下

2、狭隘种族主义：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3、民族虚无主义：基因可改良但不可置换

4、经济万能主义：文化建设须循自我规律

5、政治挂帅主义：政治与文化须重新定位

（2）第二个问题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有一次在与扬州的文物工作者谈话中这样解释了他所倡导的文物保护理念，其中就谈到了他所一直主张的“修旧如旧”——

  大家知道我梁思成是“无齿之徒”，我的牙齿因为身体不好，在40多岁的时候已经全部拔掉了，所以是无齿之徒，后来到了重庆，牙医给我镶了一口假牙，满嘴的假牙，那个牙医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给我做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而是为我做了一口微微发黄的牙齿，这个发黄的牙齿正好跟我的40多岁的年龄相配，这就叫做“修旧如旧”。

梁思成所谓“修旧如旧”是一个具体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文化分三个层次：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对三个层面的文化我们要区别对待之。

胡适先生讲“整理国故”，鲁迅先生讲“拿来主义”，毛泽东讲的“批判继承”、张岱年、方克立讲的“综合创新”都为我们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