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8日值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古籍专项基金成立八周年之际，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一如既往立足于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文化遗产和古籍经典，化一为百，传本扬学！

　　今日又逢孔子诞辰纪念日，让我们一起赏阅古籍专项基金参与整理保护的古籍经典，致敬这位治世育人、修经立说的万世之师！致敬致力于传播文化、推广经典的过往先贤！

　　《孙子兵法》是一部充满中国智慧的兵学圣典，《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重要的传本，正是因为有历朝历代的先贤整理保护、解读传播，使《孙子兵法》得以历经数千年流传而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依然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严谨缜密的逻辑，给予我们用之不竭的人生哲学。

　　天禄琳琅旧藏、目前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十一家注孙子》是珍贵的宋刻本，此次整理影印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原书原样刊行的同时，增加了当代学人为保护弘扬该书而做出的成果。为使读者深入了解《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现择取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先行先生应邀为《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所作的提要和藏印释读分享给诸君。

《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书影

　　《孙子》一书，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凡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则著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迨至三国时期，曹操为《孙子》作注，仍删削成十三篇之数，今有《平津馆丛书》本《魏武帝注孙子》三卷（影宋刻本）可窥其面目。曹注本之正文是否即《史记》所言十三篇之原貌，如今已难能知晓，但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上编之文字大致相同，与北宋元丰年间神宗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博士何去非校订之本及其后来包括南宋刻《武经七书》本等相关传本亦基本符合，是知今存《孙子》之各种文本，虽文字或有差异，要皆有其古代传本来历，可校其异同，但未可轻率断其是非、判其优劣。当然，失于校勘的四库本之类则另当别论。

　　曹操之后，为《孙子》作注解者代不乏人，魏晋时期就有王凌、张子尚、沈友诸家，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注本更是层出不穷。为便于传播、利用与研究，各种合注本亦顺应时需而相继产生，如晋有曹操、王凌的集解本，南北朝有曹操、萧吉之合注本，唐有曹操、杜牧之《曹杜注孙子》，曹操、孟氏、贾林、杜牧、陈皞之《五家注孙子》，宋有吉天保辑《十家会注孙子》等。然而，随着斗转星移，这些旧时注本大多亡佚，时至今日，除现存敦煌写本残纸之注不详名氏者外（见罗振玉辑《汉晋书影》），可切实追踪宋代以前古注者，端赖幸传之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乃集汉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王皙、梅尧臣、何延锡、张预之注汇编而成，亦分为上、中、下三卷，只是与《魏武帝注孙子》之分卷稍有不同（前者卷上由《计篇》至《形篇》，卷中由《势篇》至《行军篇》，卷下由《地形篇》至《用间篇》；后者卷上由《始计》至《兵势》，卷中由《虚实》至《行军》，卷下同），并附有《孙子本传》及宋郑友贤撰《十家注孙子遗说》一卷。该书明代诸翻刻本题为《孙子集注》，其编辑者究竟为谁氏，宋本、明翻本皆未注明。曩昔清人孙星衍因得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认为即吉天保所辑之《孙子十家会注》；《天禄琳琅书目》则谓郑友贤辑刻。由于杜佑之注，系其所撰《通典》引《孙子》文字之训释，而非别为专注，若不计杜佑，则与吉天保所辑无异，何况郑友贤之《遗说》亦称“十家”，故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同《十一家注孙子》是郑友贤据吉天保辑本重刻而增附《遗说》的说法。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因从客观反映原书面貌出发，于辑者不作判断著录。

《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藏印释读（一）

　　此宋本匡高十七厘米，广十点五厘米；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六字；《孙子本传》及《遗说》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刻工有章珎、通、勉、中、庞、王等。玄、玹、弘、泓、殷、殷、匡、图片、恒、贞、征、竖、树、让、桓、洹、完、购、彀、慎字避讳；敬、境、镜、竟、惊、郭、廓、崞、敦字不避，当刊刻于南宋孝宗年间（一一六三～一一八九），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者或即此本也未可知。

　　按宋本今存四部，版刻完全相同：此番影印之天禄琳琅旧藏本，即《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著录者，今藏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其一足本，原为周叔弢自庄严堪插架之物，即印入《中华再造善本》者，另一部残存卷下；台湾图书馆藏有一部，缺卷中，抄补使完，卷上、下也各有若干抄补之叶。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上图本付诸影印，成为《十一家注孙子》之通行本（一九七八年重印，文本未作改动），深受学林称赞。但由于当时未将版本面貌作客观描述，有些编辑事宜也没交代清楚，不免使读者产生疑惑，在此有必要揭示而出。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的后记有言：“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三卷，从书中避讳至‘廓’字推断，当为南宋宁宗时所刻。”由于其未言是否与国图本相同，而国图本一直被认为避讳至“慎”字（《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仍如是说），于是造成国图本刊刻在先、上图本刊刻在后的误解。虽然后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两本作为同一版本著录，但只见影印本而未见国图、上图原本者，仍然以为是两个不同版本。问题在于，上图本与国图本面貌是否相同，“廓”字是否真的避讳，须作澄清。

《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藏印释读（二）

　　谛审该宋本，仅“玹”字之避讳出现或避或不避的现象，其他凡所避讳之字，无论大字、小字，其缺笔皆谨严一贯。后记所言“廓”字避讳者，当指卷中第四十叶下半叶第六行小字“廓”作“图片”，但该字之缺笔系版片受损所致，并非避讳缺笔。理由有四：该本卷中第三十五叶末行大、小字“廓”，第三十六叶第二、三行小字“廓”皆不缺笔，此其一也；宋本避讳之字，每缺末笔，常见者

　　以“廓”为“图片”，此本为“图片”，颇为不类，此其二也；上图本该字看似不损笔，实经后人用墨笔描补，原与国图本相同，影印本编辑于此有所察觉，故据国图本修版成缺笔状。然而编辑未曾留意，上图本类似将点画缺损之字描补完整者尚多，就在同叶，上半叶小字第二行“宗”、第三行“杜”、第四行“心”，下半叶小字第一行“武”、第二行“言”、“但”、第四行“则”、第五行“百”、第六行“负“等字，皆经描补点画，只要与小字未经描润的国图本相较，便可发现。由此可作出判断，该“廓”字之损笔乃版坏形成，不是有意缺笔避讳，此其三也；刻工章珎，又见于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宋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一一八一）耿秉补刻本，故此本不太可能刊刻在宁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时期，此其四也。

　　诚然，影印本之面世经过编辑精心整理，但其后记尚有涉及版本数事颇为重要却未作交代者：

　　一、据后记称，卷上第四十一至四十五叶、卷中第一至十二叶及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叶、《本传》（包括《遗说》）第一至四及第八叶，共计二十四叶，系据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配补，但未讲明配补理由。兹检原本，之所以配补者，或因破损，或因缺叶：卷上、卷中之配补是破损，《本传》（包括《遗说》）则是缺叶（原经抄补）。破损多在版心之处，旧时经修补后用墨笔抄补缺损文字。一九六一年影印时，凡破损多者据国图本配叶，破损少者则据国图本修描付印，但修描之事，后记一字未提。

　　二、影印本首有目录一叶，上图本无，也配自国图本；该目录刊刻过于草率，居然只有十二篇之目，脱漏卷中末之《行军篇》，所附郑友贤撰《遗说》也未著录，而后记于两者皆未言及。

　　三、卷下第十二叶下半叶八行“之”字与“先”字之间因纸破缺损一字，恰巧国图本此字亦残损，影印本仅依国图本补了上下两笔，并不成字（明嘉靖谈恺刻本《孙子集注》作“会”字）；《用间篇》“非主之佐也”句，上图本因纸破损，“主”字上一点缺失，修补后未作添描，遂成“王”字，影印本则据国图本修描为“主”字，后记同样不加指出。

　　四、卷中首叶既为据国图本配补，所钤“长宜子孙”、“袁埈”、“袁氏珍藏图书”及“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诸印并非国图本所有，系就上图原本配补套红；卷上末叶（即第四十五叶）下之“袁埈”及“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三印也如此，颇显不伦，而后记也未作说明。

　　从上述数端可见，影印本之出版，若不能对原本面貌看明白、将影印事宜讲清楚，很可能妨碍读者对其的科学利用，影印本的价值就难以体现。其实当年上海涵芬楼将南宋刻本《武经七书》（旧藏陆心源皕宋楼，后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印入《续古逸丛书》，也存在类似问题。该本乃后印本，递经修版，漫漶之处经墨笔描润，若无版本学经验，不易从影印本上加以辨认，甚或有明显问题也会视而不见。譬如该本行款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但在《孙子·地形》第十第一叶下半叶第四行却有二十一字，行首“天地之灾”四字挤在一起，颇疑原无“地”字，业经剜改与描润所致。连同前一行，其上下文原刻可能是“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适与此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同，惜许多专家学者于此并未注意到。当然，过往的印刷条件有限，影印本未能充分反映版本原貌，也是人们疏于识别的原因。

《钦定天禄琳琅·十一家注孙子》内文

　　有鉴于此，今以高清仿真技术影印天禄琳琅旧藏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便显得十分必要。从文献角度说，该影印本的问世，如同观览原本，客观上弥补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旧时影印本的不足，可谓赋予其新的生命。若就文物角度而言，高清仿真影印本具有传承明代中期人们开始对书籍产生文物观的意义，是明清、近代仿宋刻本、影宋抄本的赓续与发展，其本身就具有信今传后、值得珍藏的文物价值。